主持人：本報記者 莫莉

　　嘉賓：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曹和平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梅新育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對於去年10月發起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來説，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資歷尚淺。但在短短數月中，它的光芒和吸引力卻快速攀升。繼3月12日英國主動向亞投行遞來“橄欖枝”之後，17日歐洲官員表示，法國、德國和義大利將緊隨英國之後加入亞投行。在亞投行魅力倍增的當下，究竟該如何解讀亞投行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角色和地位？又將如何看待這家新生的國際金融組織所面臨的挑戰和前景？為此，17日本報記者邀請了兩位專家，就這些問題進行了對話和探討。

　　主持人：在現存的國際金融體系中，大型的國際金融組織並不鮮見。而在此背景下，亞投行有何獨特的意義和地位？相對歐洲國家踴躍加入亞投行，美國的反對立場也顯而易見，這是為何？

　　曹和平：第一，亞投行是一個國際性組織。二戰後國際復興和重建的制度體系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貨幣領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貿易領域是隨後出現的世界貿易組織；政治領域是聯合國；中長期投資領域是世界銀行。但此後80多年過去了，再也沒有類似的國際組織出現，直到亞投行的出現。第二，英國選擇加入亞投行，既有歷史原因，更是出於自身國家利益的選擇；而德國、法國、義大利這幾個歐洲大國的跟進，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不光是亞洲，世界範圍內都缺乏國際性投資機構。第三，對於亞投行，美國與歐洲國家完全不一樣的立場和態度，這也是世界貨幣金融長期融資制度極度短缺所造成的後果。我個人判斷，在未來一段時間，除了亞投行，可能還會出現歐投行、美投行、非投行。

　　梅新育：基礎設施薄弱是制約全球眾多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即使不少發達國家和“金磚國家”這樣的熱門新興經濟體也不例外。基礎設施滯後從效率、區域發展平衡、收入分配等許多方面拖累了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近幾年新興市場經濟波動，固然根本原因在於外部市場行情波動和匯率、財政等宏觀指標不穩定，但基礎設施滯後至少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亞投行能夠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一個有價值的融資平臺，特別是有望幫助其他國家和地區從中國合作夥伴那裏獲得機會。

　　主持人：對於任何新生機構來説，在面臨發展良機的同時，也不得不直面前行中的挑戰。該如何解讀亞投行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梅新育：我相信亞投行需要充分吸取中國國開行的經驗，畢竟國開行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開發性融資機構；但是亞投行又要超越國開行，國開行自己的模式也要發展創新。

　　首先，亞投行要更充分地利用國內外資本市場。以前的國開行模式中有個潛在問題是負債率高，且在“安哥拉模式”下存在債務惡化風險。這種模式是以東道國資源抵押的債務融資模式，在此前的10年牛市期間，抵押品市場價值不斷上漲，債權人風險很低；但在熊市期間，抵押品的市場價值將不斷下跌，債權人風險上升。

　　其次，原有模式還缺乏股權融資運營。例如，中國工程公司在國內市場早已是重要的基礎設施運營商，中國交通建設集團就名列全國第三大全國高速公路運營商；但迄今中國企業在海外基礎設施市場上基本只是扮演單一的設計和建設者角色，中國金融機構為之提供的也基本上只有單一的債務融資工具。缺乏股權融資運營會帶來以下問題：東道國政府缺乏資金而導致不少富有潛力的項目無法建設運營；損失了投資運營的潛在收益（持續的服務、設備和材料供貨等）；在交鑰匙工程中，由於東道國自身管理水準跟不上，很可能導致建成移交的項目運作不良，卻損害我國建設方的聲譽。

　　第三，要保證其“政策性機構，商業化運作”，不要搞成國際政治角逐的拳擊臺。

　　曹和平：亞投行的最大挑戰有四。第一，現存的國際超大經濟體會接受嗎？從現在的情形看，當英、德、法、意進來的時候，不接受的是美國和日本。這意味著最大的政治障礙已經消除。第二，能夠得到國際資本市場的認同嗎？一般來説，亞投行基建的規模很大，一期進行之後，二期需要商業配套跟進。這中間就存在很重要的評級問題。如果標準普爾、穆迪以及惠譽對其評級很低的話，國際大資金就進不來。但現在英、德、法、意進來的話，將有助於提高評級。因此，這個難題也能被解決。第三，項目投到哪？現在來看，亞投行主要是投到亞洲國家基礎建設中去。但我建議應當以佔世界三分之二的歐亞板塊為投資目標，不應僅局限在亞洲。第四，能否可持續發展？通常來説，建立新的世界組織，往往會不斷出現內部和外部矛盾，希望亞投行能夠克服這些。

　　主持人：對於亞投行的前景，市場中有不同的看法。對此，兩位有何觀點？

　　曹和平：在未來7至15年中，亞投行可能是一系列世界性的金融、貨幣、投資、貿易甚至是政治組織的開端，具有劃時代意義，怎麼評價都不會過分。它就像是一輪東方噴薄而出的紅日。

　　梅新育：亞投行不會取代世行、亞行，而是與其互補，其前景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