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政府部門治理擇校熱的邏輯是，用禁令限制學校招生和學生擇校，以此“倒逼”義務教育均衡；而家長們的現實邏輯是，學區和學區之間、學校與學校之間如果辦學品質存在差異，就要想方設法讓孩子進更好的學區、更好的學校。也就是説，如果學區教育品質不均衡，那麼，實行按學區入學後，必然從以前擇校轉為擇學區，學位房也就轉變為學區房。因此，治理擇校熱，符合常識的邏輯是，應該首先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縮小學區間差異，當學區、學校辦學品質均衡，家長也就自願選擇就近入學。

　　新年過後，廣州教育部門陸續釋放出“學區化”的消息，令到節後的學位房市場再起波瀾！雖然教育部門表示小學入學方面，暫時還是按照地段來對口入學，但是學區化的預期已經令不少家長心憂，從節後開始就四處出動看房，令越秀區等熱門區域的學位房看樓客和成交價都有所升溫。

　　這種景象，是在預料之中的。也許教育部門官員會站出來指責家長，這是不理性的行為，使政府推進的按學區入學政策，受到干擾。但其實，家長們是在按學區入學新政以及學區間辦學品質不均衡情況下，做出的他們認為理性的選擇。某種程度説，學區房(學位房)價格，是衡量一地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的重要指標——價格越高，義務教育均衡程度越低。

　　2014年年初，教育部發佈了《教育部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做好重點大城市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工作的通知》。該《通知》要求，到2015年，19個大城市所有縣(市、區)實行劃片就近入學政策，100%的小學劃片就近入學；到2017年，95%以上的初中實現劃片入學。因此，廣州推行按學區劃片就近入學，是執行國家政策的大勢所趨。

　　從各地已經實行的按學區就近入學情況看，這一措施，降低了擇校率，教育部公佈的數據顯示，19個重點大城市公辦小學就近入學比例達到了97.9%，可是，這並不能充分説明義務教育資源就均衡了。一方面，按大學區劃片入學，只要學區就近，那麼，就近入學率顯然會大幅提升——這純屬技術層面的操作；另一方面，在劃大學區入學之後，家長為讓孩子進更好的學校，而購買學區房——這也是就近入學，實質卻是購房城內“移戶”入學。在北京，去年有媒體報道學區房價格高到離譜：“一間16平方米的平房，叫價竟達到了450萬元。”

　　針對學區房價格飆升，政府部門又想出治理的招數。據報道，北京準備限制新購學區房家庭的孩子就近入學；上海規定同一門牌號的住戶，5年內只能有一個學生入學；深圳則計劃實行積分入學，明確將入學與家庭戶籍類型、住房性質、入戶時間、居住年限、社保年限或納稅年限、計劃生育情況等掛鉤起來。可是，這些招數都招來質疑：憑什麼買了房，不讓學生就近入學？

　　治理擇校熱治理到這一份上，行政部門也是“蠻拼”的。可是，這種拼勁似乎用錯了地方。不妨來分析就近入學和義務教育均衡的關係。政府部門治理擇校熱的邏輯是，用禁令限制學校招生和學生擇校，以此“倒逼”義務教育均衡；而家長們的現實邏輯是，學區和學區之間、學校與學校之間如果辦學品質存在差異，就要想方設法讓孩子進更好的學區、更好的學校。也就是説，如果學區教育品質不均衡，那麼，實行按學區入學後，必然從以前擇校轉為擇學區，學位房也就轉變為學區房。因此，治理擇校熱，符合常識的邏輯是，應該首先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縮小學區間差異，當學區、學校辦學品質均衡，家長也就自願選擇就近入學。

　　教育官員經常提到的理由是，學校的辦學品質，不可能一夜之間做到完全均衡，禁止擇校，實行就近入學，這是對老百姓不理性行為的規範、引導，在這基礎上，政府再縮小學校辦學差異。可問題是，各地的主要辦法是對現有資源進行“盤活”，包括按學區劃片、建立名校聯盟、實行強弱校對口幫扶等等，而不是從根本上改變義務教育資源配置方式，加大對薄弱學校的投入，比如在廣州市內，由市級財政統籌所有義務教育學校的辦學標準，各校辦學標準一致。

　　治理擇校熱、擇學區熱，通過限制老百姓的權利，只能起到治標的作用，卻難以治本。根本的途徑是政府履行投入責任、轉變投入模式，同時放權給學校自主辦學。這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管理體制。首先，應該成立地方教育撥款委員會，負責教育撥款預算，監督政府撥款，這有力於保障教育經費，同時把經費撥付到最需要的地方。

　　其次，應在學區成立學區教育委員會，負責學區教育戰略，監督學區辦學，國外的學區制，是由專門的學區教育委員會，負責學區內的教育事務管理、決策，包括選拔校長，監督各校使用經費，公開辦學資訊等等，我國在實行學區劃片入學中，為確保劃片入學的公正，也引入紀委監督，可説到底，這還是行政監督，遠不如社區居民、家長代表直接參與監督。

　　再次，給各學校辦學自主權，鼓勵、引導學校在品質均衡的基礎上，辦出個性和特色，這就合理地處理好均衡和特色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也會有少數學生擇校，可是，不是為教育品質而擇校，而是為特色而擇校。這些才是政府部門應該積極作為的地方。

　　作者為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