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霧攢動、光影交錯，海拔800多米山頂的長城烽火臺舊址之上，一座高約1米的正三棱體界碑靜靜地佇立著。碑體三個立面分別刻著“北京”、“天津”、“河北”以及共同的“111213 I、國務院、1996年”字樣。在此接壤的是北京市平谷區金海湖鎮、天津市薊縣下營鎮、河北省承德市興隆縣。作為京津冀三省市的交界之處，這座界碑被當地居民形象地稱為“三界碑”。對於遊客來説，三界碑是一個景點，但對於生活在三界碑下的三省市居民而言，他們的生活卻被碑座上的鵝卵石及其延長線劃分得形同天壤。

　　“我們愛長城也怨長城，同處一個山溝，以長城為界，我們的生活和北京差別太大了。”在採訪中，兩道長城之間夾著的河北省陡子峪鄉多位居民對記者如是説。天津下營鎮的居民也表示，他們的生活雖比河北強，但也與山那邊的北京人“不可同日而語”。

　　長城兩邊差別大

　　“有人問我兼了這麼多職，能掙不少錢吧，我告訴他們，我掙年薪，3000多塊錢。”蔡金蓮説著笑了起來，又嘆了口氣道：“太少了”。雖然住在一個只有幾間平房的小院子裏，但身兼四個職務的蔡金蓮的家境在瀝水溝村已算是中等偏上，除了每月318元的固定工資，去年種的核桃賣了700元，栗子賣了200元，家裏收入的大頭是靠今年48歲的老公張永付在北京打零工所得，大概一年2萬元。

　　興隆縣陡子峪鄉是三界碑下河北省的地界，也是河北省最後一個通公路的鄉，下轄7個村，共7000多口人，瀝水溝村在當地算得上相對富裕。今年47歲的蔡金蓮從小在瀝水溝村長大，現兼任村黨支部副書記、村委會副主任、村婦女主任以及村會計。

　　蔡金蓮和丈夫育有一子一女，兒子已在北京成家，打工能夠養活自己，女兒在河北三河市上高中，一星期吃喝用得200元，學費一年2000多，一年需要1萬元。“所以現在我週六日還去北京的農家院打工，在後廚配菜。週一到週五不敢走，怕村裏有事。”蔡金蓮説，“孩子還沒長大，不打工怎麼辦？”

　　“去北京打工”在瀝水溝村是一種時尚，但與一般印象中的長途跋涉奔赴京城不同，瀝水溝村的人只要沿著村邊的主幹道一直往南走不到1公里就來到了北京平谷將軍關村。今年50歲的蔡金榮是將軍關村的婦女主任助理、計劃生育協調員，她還有一個身份——蔡金蓮的四姐，作為親姐妹，嫁到北京的蔡金榮與妹妹的生活相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蔡金榮家住在將軍關村二期別墅內，而驅車進村時，記者看到村裏北部的三期別墅也已落成，整個村莊顯得整齊而又大氣。蔡金榮的愛人張立中是村裏的水電工，他告訴記者，2011年，他們搬進來別墅，當時用老房子抵了10萬元，自己掏了20萬元。別墅共上下兩層，214平方米，還帶一個挺大的院子。

　　張立中説，去年核桃栗子一共賣了1000多元，自己作為村裏水電工，工資一個月1900多元，蔡金榮工資雖然不高，但每年都有免費的婦女體檢，全家共5口人，兒子還在北京市裏上班，每年都能結余不少錢。

　　“現在村裏面農家院興盛，很多村民都富了起來，一年甚至能掙幾十萬。”張立中説。聽著四姐夫説著家裏的境況，蔡金蓮説：“我們姐妹幾個有時候開玩笑説，當年咋不像老四一樣嫁個將軍關的人呢？”

　　陡子峪鄉黨委書記司海濤告訴記者，自己每月工資2700多元，而北京平谷同樣的科級幹部每月工資為4000多元，大家幹的活差不多甚至河北這邊基層工作更難做一些，生活用品價格更高一些，可收入的差距就實實在在地擺在那裏。他説，2013年，全鄉每人平均年收入4400多元，實際上前幹澗、水塔、龍門三個村每人平均收入也就1900多元。

　　鄉長賈國告訴記者，陡子峪鄉有4個村在鄉政府附近，而去水廠、龍門和前幹澗三個村則需要走很長的盤山路，水廠、龍門兩個村連電話區號都和北京一樣，但村民生活很苦，他們都罵長城，同在一個大溝，長城兩邊差別太大了。

　　三界碑下有兩個村莊挨著，都叫前幹澗，一個屬於陡子峪鄉，而另一個則屬於天津下營鎮。記者一行驅車1個多小時抵達天津的前幹澗村，又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前幹澗村委會主任張雪松告訴記者，全村共162戶，500口人，2013年實際每人平均收入也就6000到7000元，28戶農家院，其餘130多戶都主要靠務農打工。

　　據他介紹，天津村幹部工資標準為每人每年9000元，但每村標準為4人。“有時忙不過來還需要雇會計什麼的，工資都從總賬裏走，我去年拿到手共6300元。”他説，農家院在村裏不斷興起，規模好的一年能掙20萬左右，差點的一年幾萬元。

　　雖然與河北省相比，天津前幹澗的村民收入相對較高，但從三地農村職業護林員的收入看，京津冀三地居民的確分屬於不同的層次。北京將軍關村有山場護林員、防火員幾十個，每人每年能拿五六千元；天津前幹澗村有4個護林員，夏季防汛一個月200多元，冬季防火一個月1000元，一年四五千元；河北瀝水溝村護林員只有1個，年薪不到4000元。

　　虹吸效應下資源流向北京

　　2005年，亞洲開發銀行資助的一份調查報告首次提出“環京津貧困帶”的概念：在國際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圍，環繞著河北的3798個貧困村、32個貧困縣，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萬貧困人口，如果以150公里的直線距離計算，與北京接壤的河北省張家口、承德、保定三市就有25個國家級和省級貧困縣。

　　三界碑坐落在古長城的烽火臺之上，雖然古代在此修築長城是為了鞏固邊防，但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三界碑附近並沒有行政區劃而是同屬一家。在1928年前的清朝及民國年間，現今北京郊縣、河北、天津等地同屬於“直隸”，即便後來分成河北省及天津、北京兩個直轄市之後，三界碑附近的平谷、薊縣也都曾隸屬河北省。1958年，河北省所屬懷柔、密雲、平谷、延慶4縣劃入北京市；1973年，河北省薊縣、寶坻、武清、靜海、寧河5個縣劃歸天津。從那以後，平谷、薊縣、承德才分屬於三個不同省市，在不同馬力的發展引擎帶動下，三界碑附近的三地居民生活逐漸進入三個不同的世界，與生活差距拉大相伴的是“京津冀一體化”一輪又一輪的推進。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包括北京、保定、張家口等地的環京津經濟協作區和囊括京、津、冀、晉、內蒙古五省市（區）的華北地區經濟技術協作區相繼成立；1982年的《北京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首次提出了“首都圈”的概念；1986年，由京津領銜的環渤海經濟區成立；90年代以來，冀京、冀津之間高層次互訪不斷，就全面開展經濟技術合作達成共識；2000年至2002年，著名城鄉規劃專家吳良鏞教授領銜，百位科學家共同完成了“京津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課題；2004年，國家發改委召開了首次京津冀規劃座談會，正式啟動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規劃編制，規劃以5年（2006－2010）為基本規劃期，納入京津冀三地“十一五”規劃中。

　　吳良鏞2000年在《京津冀城鄉空間發展》一期報告中，將京津冀描繪成是“發達的中心城市，落後的腹地”。從“首都圈”、“京津冀經濟一體化”到“京津冀都市圈”，“京津冀一體化”雖然在規劃層面不斷推進，甚至進入博鰲等各種高端論壇，但這一狀態非但沒有縮小，反而呈現擴大的趨勢。

　　目前，河北省與北京和天津的差距還在進一步拉大，根據公開數據計算，2005年河北省GDP佔京津冀比重約為50％，而2013年，這一比重僅為約45％。宏觀層面的距離在百姓生活中同樣明顯。聽了十多年“京津冀一體化”的蔡金蓮一臉疑惑地對記者説：“我就不明白，既然一體化，差距為何這麼大？”

　　以最簡單的用水為例，賈國告訴記者，三界碑附近地下為頁巖結構，存不住水，如果打井對技術和深度要求都很高，成本也高。“河北省打井每個人頭只補貼300元，根本不夠打井，前幹澗村民還只能把房檐接水弄到水窖裏，沉澱後飲用。”賈國説，天津的前幹澗補貼高，所以能打出水來。

　　天津前幹澗村主任張雪松告訴記者，村裏的吃水目前不成問題，但全村只有一口井，把地下280米的深水打上來用水窖存起來，然後用自來水管通到每戶。張雪松和賈國都談到一件有意思的事，雖然兩個村名都叫前幹澗，但由於天津有水、河北沒水，為了加以區別，天津方面正在申請將他們的村子改名為“前甘澗”。

　　據賈國介紹，陡子峪全鄉現在有2600多戶人家使用2800多個水窖，像前幹澗村那樣吃雨水的是少數，大部分人的水窖裏存的是山泉水。90年代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個小孩不小心掉下水窖淹死了，但由於缺水，村民撈上孩子屍體後只能繼續飲用那個窖裏的水。

　　現在，在瀝水溝等地質結構情況稍好的村子，不少村民像蔡金蓮一樣，自費10000多元在自家院子裏打口井，但由於距廁所太近等問題，水質也難以保證，蔡金蓮她們非常希望能夠喝上統一供應的自來水。

　　而在隔壁的北京將軍關村，蔡金蓮的四姐夫張立中告訴記者，村裏通上自來水已有20多年，水質非常好。

　　“地下水有限，河北打不上來自然就被北京和天津使用了”，興隆縣委宣傳部李呈祥説，“流走的不僅僅是水資源，當年亞洲開發銀行來調查‘環首都貧困帶’，我介紹情況時就説過，與六七十年代知青上山下鄉相反，現在北京對周邊造成了虹吸效應，很多優秀的教師和醫生都因為待遇差異太大去了北京，我的高中語文老師作為人才被引進平谷後，工資翻了一倍。”

　　行政壁壘加劇分化

　　連接將軍關村和瀝水溝村的是一條南北向的公路，在分界處一塊藍色的路標一面寫著北京界，一面寫著河北界。瀝水溝村在外上學的孩子中間流傳著一句話，“坐車回家時不用看車窗外，一顛簸就知道回河北了”。的確，站在界牌向河北境內看去，柏油馬路與水泥磚塊拼接的路路況差距明顯。

　　“從將軍關村過來，人家的路是北京市的市級路，相當於我們的省道，而我們的路是縣道，現在我們希望把這條縣道升級成省道，但這得向省裏面申請項目資金。”司海濤説，北京與河北公路對接都存在這個問題，不對接，從北京密雲到河北六道河的連鄉公路修了八年都沒修通。

　　採訪中，基層幹部表示，平谷、密雲路好，可以搞“農家樂”，路通不到河北，河北就沒法搞旅遊。司海濤説：“實際上我們全鄉森林覆蓋率70％，負氧離子含量比北京天津很多地方都好。”

　　河北省交通運輸廳的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河北與京津對接的高速公路、國道、省道共存在“斷頭路”里程達2300公里。司海濤等河北省的幹部接受採訪時表示，“斷頭路”不是工程上的問題，前幾年有領導人從北京來河北參加教師節，兩省之間的路一夜之間就鋪好了，但幾天就壓壞了，因為只是薄薄鋪了一層柏油，“修不好都是人為造成的。”

　　司海濤還告訴記者，興隆縣在泃河上游，這條河匯入天津楊莊水庫，在下游是北京金海湖，前幾年天津曾在上游楊莊水庫卡水，使得下游北京金海湖不得不從天津買水。“有時候我想，我們泃河上游是不是也應該卡一下水，收點錢？但是我們管不了，因為整個流域都歸天津的海河管理委員會管，我們沒有這個許可權。”司海濤苦笑著説。

　　京津冀三地只看自家一畝三分地無序競爭的例子還有很多，而種種行政壁壘看似保護了各自的利益，但事實上受害的還是老百姓。以通信為例，三界碑附近三地信號存在交叉覆蓋的情況，居民經常在不知不覺中進入漫遊狀態。

　　“我經常從村委會用手機給家裏打電話都得加撥區號，有時候想不明白，跨省交界處統一不收漫遊費技術上有那麼困難嗎？”蔡金蓮説。

　　據賈國介紹，關於電話通信，陡子峪鄉還有個有趣的事，鄉政府附近四個村用的區號是0314，水廠、龍門兩個村用010，而前幹澗村用022，“一個鄉用三個不同省市的區號，在全國可能也是獨一無二的了，鄉里聯繫那三個村都得打長途。”賈國説。

　　醫療、養老、教育等政策方面的差異更讓三地居民的生活拉開檔次。張立中告訴記者，北京將軍關村60歲以上老人每個月有養老金350元，到了90歲以上，每個月還會增加高齡補貼100元。而1公里外河北瀝水溝村的情況則相去甚遠，蔡金蓮説，他們村60歲以上老人每個月養老金55元，90歲以上高齡補貼每年600元。三界碑另一側，據張雪松介紹，天津前幹澗村60歲以上老人每月養老金80元，70歲以上每月養老金90元，80歲及以上每月100元。

　　按照上述公式計算，北京將軍關村90歲老人一年可得補貼共5400元，而河北瀝水溝村90歲老人一年僅得1260元。“都是中國人，稍差點可以，這個差距也太大了，我雖然是北京的，也覺得這樣不太公平。”張立中説。

　　而説起教育，瀝水溝村黨支部副書記高海峰感嘆道，“我們村一個孩子今年高考考了625分，只能上一個普通重點大學，但如果是北京的學生，這個分數什麼學校都能上，都是中國的孩子，境遇怎麼能比鄰村的孩子差這麼多？”高海峰説，“我們也不希望和北京市一樣，只是希望差距別太大。”

　　匯聚能量協同發展

　　站在三界碑往河北方向看去，一條盤山公路正在緊鑼密鼓地修建。司海濤告訴記者，那條是從龍門村通到前幹澗村的公路，現在從陡子峪鄉政府去前幹澗村得先穿過北京金海湖鎮，再取道天津下營鎮，然後才能到，“有了這條路就不用繞天津了”。交通一體化先行的京津冀新一輪合作大戲剛剛啟幕。

　　經歷了三地差異的日趨拉大和多輪朝向“京津冀一體化”的推動後，京津冀協同發展在2014年2月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中央領導就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提出了包括著力加強頂層設計、加大對協同發展的推動、加快推進産業對接協作、調整優化城市佈局和空間結構、擴大環境容量生態空間、構建現代化交通網路系統、加快推進市場一體化進程等7點要求。

　　河北工業大學京津冀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張貴説，以前三地合作正式使用的以及現在民間所説的“一體化”一詞更多是經濟學概念，而這次國家戰略使用的詞是“協同發展”，這是個管理學名詞，相比“一體化”，“協同”一詞更強調“協而不同”，充分考慮了三地存在的差異，強調三地的錯位發展。

　　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中，三地的定位和職能分工日趨明確，北京建設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對外交流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天津打造北方經濟中心、國際港口城市和生態城市；河北省則在新型城鎮化規劃中，提出以保定、廊坊為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載地和京津産業轉移的重要承載地，與京津形成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區；將石家莊建成京津冀城市群南部副中心城市，唐山建成東北部副中心城市，充分發揮張家口、承德的生態優勢和秦皇島的濱海資源優勢，等等，各個設區市都有明確的城市定位和規劃。

　　單打獨鬥、無序競爭幾十年，京津冀在各自為戰中産生了巨大的離心力，矛盾、差異凸顯。此番，在中央的感召之下，三地終於回歸向心運動。矗立於山頂的三界碑，除了劃分三省市之外，它更是三地能量匯聚于一點的標誌和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