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資本凈輸出國標誌著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後，開始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邁進，必將會對世界經濟體系的再調整産生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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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中國實現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1160億美元，加上中國企業在國（境）外利潤再投資和通過第三地的投資，實際對外投資規模在1400億美元左右，超出中國利用外資約200億美元。至此，中國成為資本凈輸出國。

　　2014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第一目的國，由此而來的資本凈輸出國的地位，實屬不易。它標誌著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後，開始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邁進，必將會對世界經濟體系的再調整産生深遠影響。

　　向經濟強國邁進

　　在市場廣闊、勞動力成本較低、基礎設施相對完備、政局穩定等因素的支撐下，中國經濟實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自從2011年中國GDP升至世界第二位後，儘管2014年GDP增長率僅為7.4%，創24年以來的新低，但GDP總規模首次突破60萬億元；以美元計，成為繼美國之後“10萬億美元俱樂部”的第二個成員，穩居世界第二，也拉大了與第三位日本的距離。從每人平均來看，初步核算，中國2014年每人平均GDP達到7400多美元，其中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蘇、內蒙古、廣東、福建等省區市均邁入“每人平均1萬美元”行列。每人平均GDP達到1萬美元是一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分水嶺，意味著中國部分地區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也預示著中國整體上正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行列靠近。

　　雖然中國GDP總量居世界第二，某些省區的每人平均GDP也達到了發達國家水準，但大多數觀察者認為，中國總體上依然屬於發展中的經濟大國，離經濟強國還有不短的路要走。所謂經濟強國，其中的一項重要標誌是它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擁有較強的國際影響力，成為國際貿易規則、國際金融規則等制定過程中的重要影響者。要具備這樣的標誌，除了苦練內功，在經濟發展、國家治理、科技創新、産業結構等方面強身健體外，也要積極融入到世界經濟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

　　縱觀世界上各經濟強國崛起的歷史，不難發現，每個經濟強國的崛起，無一不與經濟的“走出去”有關。與這種“走出去”相伴隨的，毫無例外地則是大量的資本輸出。英國是19世紀的世界經濟強國，也是當時世界上的第一大資本輸出國；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之首後，一直以來就是頭號資本輸出大國；日本、德國也是依靠大量的資本輸出，帶動經濟的成長，成為不可忽視的經濟強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他國家成為經濟強國背後的邏輯，昭示著中國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必須走上資本輸出之路。

　　自中國政府在2001年確定“走出去”戰略以來，一大批中國企業開始了海外投資進程，涉及的領域除了礦産等資源領域，也逐漸擴展至建築、房地産、交通運輸、旅遊、保險等行業。事實上，依當前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也具備了進行大規模資本輸出的條件。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外匯儲備大國、第一貨物貿易大國、第一製造業大國，為推動中國成為資本輸出大國提供了便利條件。2014年中國成為資本凈輸出國，既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使然，更是邁向經濟強國的必經之路。這意味著，從今以後，中國在吸引外來投資的同時，也積極地進行對外投資，利用資本輸出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用好國內與國外兩種資源，實現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的嬗變。

　　贏取全球價值鏈中的競爭優勢

　　憑藉人口紅利所帶來的低成本優勢，中國長期以來一直以世界工廠著稱，世界上幾乎沒有哪個國家找不到中國産品的影子，這為實現中國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然而，站在全球價值鏈的視角，不難發現，中國多數産品只是嵌入到國際産品分工的低附加值環節，創利能力不強。這種為全世界尤其為發達國家打工的現象，在拉動中國近些年來快速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承受了環境污染、資源損耗過大等代價。如果我們繼續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徘徊，充其量只能算一個“虛胖的”經濟大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中國經濟結構正從粗放型增量擴能為主，轉向以品質效率型為導向的調整存量、做優增量的深度調整。這自然就預示著，我們需要不斷提高産品的附加值，向全球價值鏈的高端前行。

　　在這方面，以資本輸出帶動産品輸出，對於實現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製造、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而言，不失為是個好辦法。在跨國投資理論中，有一種觀點認為，對外投資，一方面可以把投資國具有比較劣勢的産業轉移到東道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産業中，從而促進貿易和經濟福利的增長；另一方面，投資國把具有比較優勢的産業投資到東道國具有比較劣勢的産業中，從而獲得較高利潤。依此觀點，中國許多勞動密集型産業，隨著人口紅利的遞減乃至消失所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在不長的時間裏很可能變成劣勢産業，獲利空間會越來越小。因此，這些産業完全可以在資本輸出的帶動下，實現跨國轉移，並借機促進中國産業的升級換代。同時，中國一些新興的現代製造業，如高鐵、核電，相對其他國傢具有比較優勢，而且産品附加值高，規模效應十分明顯。因此，這類産業通過資本輸出，積極參與到東道國相對劣勢的産業中，不斷擴大我們所具有的比較優勢，這不僅有助於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佔據優勢地位，也有利於消化國內部分過剩的産能。

　　一般而言，一旦在全球價值鏈中具有競爭優勢，即有望一定程度地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我們的“勤勞而不能致富”的問題。美國是當今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其企業往往進行全球佈局，建立以本國跨國企業為核心的全球産業鏈，以資本輸出獲取外部資源、市場與利潤，不斷強化諸如航空、資訊技術、金融、生物科技等産業的優勢地位，長期佔據全球價值鏈的高端位置，掌握著全球資源配置和利潤分配的權力。儘管當前美國製造業産值已落後中國，但它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優勢地位，卻使得其每人平均GDP遠高於中國，致富能力也遠強于我們。究其原因，這不能不與資本輸出所帶來的全球産業佈局、積極謀求全球價值鏈的競爭優勢密切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成為資本凈輸出國，大規模的資本輸出在為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之際，也拓寬了我們勤勞致富的空間。

　　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中國啟動的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其目標是讓人民幣成為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貿易結算貨幣、金融投資貨幣和央行儲備貨幣，使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能夠與中國的綜合國力相符。要實現這個目的，大規模的資本輸出提供了一個可以助力的平臺。

　　美元是當今世界的國際貨幣，它的國際化過程，實際上就是美元資本輸出的過程。進入20世紀後，隨著美國經濟的崛起，趁著兩次世界大戰後其他參戰國恢復經濟而急需資本投入的機會，美國以貸款、援助等形式，如著名的“馬歇爾計劃”，向歐洲等地投放了大量的美元資本，在國際借貸、國際貿易等國際經濟活動中積極推廣以美元計價，並借機排擠英鎊，最終通過建立佈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以此推之，人民幣國際化之路，離不開中國大規模資本輸出的提攜。

　　儘管隨著美國量化寬鬆政策的退出，美元進入升值通道，但與其他國家的貨幣相比，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還是有所上升，較為強勢的人民幣成為中國大量對外投資的有利因素。如果對外投資直接使用人民幣的話，這反過來又能夠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去年以來，中國提出的設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規劃“一帶一路”經濟帶以及建立中韓、中澳貿易區等大手筆舉措，從國家戰略高度，以政府資本撬動民間資本，搭建起了中國由周邊國家擴及世界的進行資本輸出的戰略性平臺。由此，利用好資本輸出這一平臺，假以時日，當在資本輸出的帶動下，人民幣越來越成為國際間主要的貿易結算貨幣、金融投資貨幣以至各國央行儲備貨幣時，人民幣國際化自然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