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格諾是什麼？是一種攪動格局的強大力量。朱格諾意味著什麼？2050年，世界發展的主宰力量或將轉移。2050年，大約35年後，全球化的世界會發展成什麼樣？兩位英國學者、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研究人員達杜什和肖在《2050：重塑世界的朱格諾》一著中做出了他們的預測。

　　窮國接管富國

　　世界主宰力量轉移

　　所謂“朱格諾”，在該書中指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增長的力量。這股新興力量將全面衝擊舊的世界格局，考驗現有的國際秩序。兩位作者預測，到2050年，世界發展的主宰力量將發生轉移，新興經濟體將接掌未來的全球資源分配。簡單地説，窮國將接管富國。

　　作者指出，數十年來的全球化進程使得世界經濟發生了歷史性的巨變——隨著貿易、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的國際流動，發展中國家快速增長並融入全球市場。到2050年，世界經濟力量的平衡將發生巨變：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亞洲與拉丁美洲的新興經濟體將超過歐洲。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將創造巨大的機會，將産生一個更大的全球性中産階級和富裕階層（GMR），絕對貧困人口將大大下降。

　　到2050年，中國、印度和美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三個經濟體——新的“三和音”，取代舊的“三和音”——美國、歐洲和日本。中國的GDP將達到46.3萬億美元，按實際美元計算，比美國大20%；按購買力平價，比美國大90%。全球億萬人口將擺脫極端貧困的境況。其中，中國和印度將使將近六億人擺脫極端貧困。

　　當然，這個增長的美好前景，需要一系列保障條件：健全的國內政策，包括穩定的宏觀經濟、健康的商業氛圍、適當投資的教育；國際社會需要確保貿易、資本、勞動力和技術持續流動的國際一體化框架；共同建立應對大規模金融危機的強大屏障；找到方法來避免全球環境災難；要著手處理發展中國家的快速增長所帶來的歷史性巨變，確保向新角色的權力移交能夠和平穩定地進行，避免陷入戰爭和保護主義的泥潭。

　　四大渠道崛起

　　發展中國家影響重大

　　該著從全球化的四大渠道——貿易、金融、國際移民和全球公地分析了發展中國家崛起的重大影響。

　　貿易方面，到2050年，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將成為世界貿易中的主導力量。它們在世界出口貿易中所佔的份額將翻上一番多，由2006年的30%增長至2050年的69%。發達國家在出口市場上對其依存度將增加。中國將成為歐洲最大的出口國，中國和拉丁美洲將超過歐洲，分別成為美國的第一和第二大出口對象國。

　　隨著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貿易中比重的增長，全球貿易的框架將發生改變。作者建議，世貿組織等國際合作機構應積極應對這些新興的趨勢，鼓勵自主的貿易自由化，支援多邊協定，並建立起保護最貧窮國家利益的爭端解決機制；應當鼓勵精心設計的區域協定，而不是將任何區域性合作方式視為威脅。

　　金融方面，發展中國家的金融一體化進程將對世界發生重大影響。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機構相對薄弱，政府應對危機的能力有限，且大多未受到過檢驗。作者建議，發展中國家在開放國內資本市場時應謹慎，並投入更多資源進行金融監管。同時，發達國家應該支援發展中國家改善監管能力，以降低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

　　在國際移民方面，到2050年，移民增長的壓力也將加大，特別是由於富裕國家的人口結構老齡化，而較貧窮國家人口相對年輕。作者指出，發達國家目前製造移民壁壘的政策是錯誤的，因為國際移民帶來的經濟收益要超過來自貿易的收益。

　　全球化的第四個渠道是全球公地。所謂全球公地，即不屬於任何國家卻被多國開採、利用的全球性公共資源，諸如限制氣候變化、維護空氣品質、避免用盡海洋資源以及有效利用網路通信等問題，都跨越國界，而且很難通過市場機制有效處理（因為其全球公共成本無法準確計算），因此需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政府通力合作。

　　未來的風險

　　另一幅低增長的圖景

　　結合上述四個渠道，兩位作者進一步探討了使其樂觀預測失敗的風險，包括：氣候變化、地緣政治崩潰、出現金融危機和蕭條，以及世界退回到貿易保護主義。

　　氣候變化可能會嚴重降低全球經濟的增速。如果沒有控制碳排放的一致努力，有可能出現全球氣溫上升，這對許多發展中國家可能影響更大，因為發達工業國更有能力適應氣候變化，甚至可能從氣溫緩和上升中受益。

　　全球經濟力量的變化將導致軍事權力的變化。作者預測，中國的影響力將上升，可與美國抗衡，甚至超過美國。經濟和軍事權力的轉移有可能引發地緣政治衝突。全球化並非存在於真空中，因此，維護國際社會的凝聚力對於其延續至關重要。

　　另外，在國際金融一體化的過程中，發達國家尚且缺乏足夠的監管機制和健全的宏觀經濟政策，發展中國家參與程度的加深，則蘊藏著更大的風險。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爬出來的世界經濟，似乎仍然處於危險境地：公共債務龐大，金融保護政策難以扭轉，流動性過剩，道德風險劇增，“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比比皆是。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能否轉化為有效的改革？作者對此似乎並不樂觀。

　　另外，要提防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當大國關係惡化到採取軍事行動或經濟敵對時，經濟出現蕭條且伴有規模失業的上升，並試圖用貿易制裁作為執法“大棒”時，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死灰複燃，這有可能使全球經濟增長放緩或陷入蕭條。

　　考慮到上述風險，作者也預測另一可能，描繪了一幅低增長的圖景：到2050年，中國和印度仍然將躋身世界經濟前三名，以美元計算，都將小于美國經濟的規模；但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仍然將超越美國，成為第一經濟體。在低增長情景中，全球脫貧人口將略有減少，而全球GMR將比高增長預測中減少15%。

　　培育全球意識

　　前行路上需謹慎

　　正如該著所言，近幾十年來，全球福利的改善前所未有。同時，要把握髮展中國家崛起帶來的機會，各國需要增強國際合作。兩位作者指出，目前的多邊框架無法完全處理目前的挑戰。可以採取如下原則，提高國際合作的效率：第一，在國家層面的行動上要建立共識，集中國家層面的力量推動變革；第二，放棄達成全面共識的不切實際的野心，由關鍵成員國達成協定後，向其他參與國逐漸推廣。他們認為，目前的G20集團儘管略顯龐大笨重，存在癱瘓的危險，但仍然是目前最有前景的論壇和載體。

　　兩位作者呼籲，需要推動各國公民樹立全球意識，這是應對未來挑戰的希望之路。各國公民需要拓寬視野，站在全球的角度看問題。而建立全球意識，需要各國政府的理解和推進、民間社會的積極參與、教育以及持續的國際經濟和政治對話。

　　兩位作者關於全球化的預測主要集中在國際貿易、金融等經濟層面。結合全球化的政治、社會、文化及心理等層面的考察，我們對於全球化的認識會更全面。全球化的含義複雜，有人指出其有八種模式之多（邦德，奧拜恩）：地球化（“一個世界”的全球意識）、自由化（消除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等國際要素流動的壁壘）、多極化（貧富分化、南北分化或中心/邊緣對立）、美國化（美國産品及價值觀的普及）、麥當勞化（生産及管理的標準化和官僚化）、混雜化（各地融合導致的文化混合）、跨國化（民族國家之上的國際組織發揮更大治理作用）和巴爾幹化（本地化、多樣化的價值觀融合及衝突）。不同的模式對應著不同的認識角度和價值取向，也蘊含著不同的發展前景。

　　全球化的未來，是樂觀的美景還是暗淡的危局，取決於我們對於全球化複雜性的認識及政策選擇。未來在我們腳下，但正如麥金農在探討發展中國家經濟自由化進程時所言（麥金農：《經濟自由化的順序》），前程猶如雷區，每行一步，都需要極端謹慎。

　　□劉軍（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