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驗證明：只要堅持改革開放和APEC“貿易投資自由化和經濟技術合作”的正確方向，積極進取，就能夠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繁榮”的目標

　　有關APEC的密集報道似乎正在遠去，APEC藍在人們的記憶中卻依然清晰。無論是在APEC會議期間，還是在隨後的G20會議期間，中國與相關國家簽署了一個又一個自貿協定，向世界鄭重地表明瞭自己的開放態度。

　　在全球經濟還沒有擺脫衰退的陰影、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依然存在、貿易保護主義呼聲不時響起的情況下、北京APEC會議卻反其道而行之：大力倡導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加強多邊經濟技術合作、共促繁榮的開放精神。與會各國在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經濟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加強全方位基礎設施與互聯互通建設3項重點議題上達成了重要共識，形成了《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貿區北京路線圖》《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全球價值鏈發展合作戰略藍圖》《亞太經合組織互聯互通藍圖(2015~2025)》3個綱領性文件。參加會議的各國領導人秉承互信、包容、合作、共贏的APEC精神，在構建面向未來的亞太成員之間的夥伴關係；著力打造發展創新、增長聯動、利益融合的開放型亞太經濟新格局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果。

　　中國不是亞太經合組織的創始國，但APEC會議卻不是第一次在中國召開。13年前，美國世貿中心遭受恐怖分子襲擊的9.11事件一個月後，中國首次作為東道國在上海主持了APEC第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主題為“新世紀、新挑戰：參與、合作，促進共同繁榮”。會議就當時的世界經濟形勢、人力資源能力建設和APEC未來發展方向等問題深入地交換了意見；使人類在9.11恐怖襲擊的陰霾中,看到了21世紀和平與發展的新希望。這次會議兩個月後，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成員。從那時起，儘管國內的房地産政策出現了一些問題，又遭受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衝擊，都未能阻止中國經濟連續10年的快速增長。中國的經驗證明：只要堅持改革開放和APEC“貿易投資自由化和經濟技術合作”的正確方向，積極進取，就能夠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繁榮”的目標。

　　從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到“人”的全球化

　　中國不是“貿易投資自由化”概念的始作俑者，也不是這一概念的盲從者。西方炮艦政策下的貿易自由化，曾經摧毀了中國城鄉的傳統手工業；西方不平等條約下的投資自由化，消滅了民族工業的最後一線生機。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只有取得政治上的獨立，才能夠得到經濟上的平等地位。同時我們也堅信，只有廣泛吸收和借鑒全人類的文明成果，才能更好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國成立後，我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建立了門類比較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成為我們維護國家主權、與國際資本直接對話的物質基礎。改革開放以後，通過接受西方國家的産業轉移，大大提升了中國的經濟發展水準。與此同時，繼續發揮“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在消化、吸收引進技術的基礎上，不斷提高我們的自主創新能力。

　　共産黨宣言告訴我們：迄今為止的全球化，本質上都是資本主導的全球化。資本主導的全球化不僅導致了殖民地爭奪、奴隸貿易和兩次世界大戰，而且是全球發展兩極分化和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且不説我們歷史上經歷過的帝國主義全球化屈辱，即使在二次大戰以後，“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誼也沒有給中國帶來自由、平等的貿易地位。但是10年動亂以後，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憑藉建國後奠定的工業基礎和社會政策基礎，中國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改革開放，加入了經濟全球化的“第三次浪潮”。不同於戰後西歐、日本的重建，不同於亞洲四小龍的興起，佔世界人口近1/4的中國加入全球化進程，不僅大大改變了世界的經濟版圖，而且對資本主導的全球化提出了嚴肅的挑戰：我們要的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平等協商，互利共贏”基礎上的“人”的全球化。

　　“人”的全球化的政治理念，就是要改變國際關係中“以大欺小”“以強淩弱”的叢林法則。我們自己也是這樣做的。60年以前，當武裝到牙齒的美國王牌軍被裝備簡陋的中國志願軍擋在三八線以南，不得不與一個它不承認的國家簽訂停戰協定後不久，中國總理在接見印度代表團時，提出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相處的國際關係準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是近代以來，人類第一個和平宣言。它不僅出於中國百年以來屈辱歷史的反思，而且是5000年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出現，得到了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支援；對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則在倫理上給予徹底的否定。為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國家之間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和經濟技術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人”的全球化的經濟理念，是“平等協商，互利共贏”。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對外援助就以全新的面貌區別於西方國家。1964年，中國總理訪問非洲期間，宣佈了《中國政府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其基本精神是：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國主權，絕不附帶任何條件，絕不要求任何特權；中國以無息或低息貸款方式提供援助；幫助受援國走自力更生、經濟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力求投資少，收效快；提供中國最好的設備和物資；幫助受援國掌握技術；專家待遇一律平等。中國對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已經持續了60多年，超過120個發展中國家從中受益。上述理念也已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秉持平等互利、相互尊重、開放包容、靈活務實、合作共贏的亞太經合組織精神；遵循自主自願、協商一致的合作原則”已經寫入本次會議發表的亞太經合組織成立25週年聲明。

　　開放、包容、惠及世界的中國方案

　　APEC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既然在北京召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中國特色”的烙印。中國是一個每人平均資源低於世界平均水準的國家。隨著改革開放後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對國際資源的需求迅速上升。與歷史上的西方國家不同，中國不是依靠“船堅炮利”去掠奪資源，而是通過自己勤勞的雙手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去交換。因此，中國在自由貿易問題上絕不會開倒車。積30年改革開放之經驗，中國領導人深深地感到，經濟發展必須“以人為本”。脫離了這個大前提，只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經濟發展就會撕裂社會，導致階級對立。在國際問題上也是一樣。中國的理念是“先做朋友，後做生意”。做生意就要幫朋友解決困難，困難解決了生意才好做。中國將集中精力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時要努力使自身的發展更好地惠及世界。

　　中國人是最講究實際的。要實現APEC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和經濟技術合作”目標，必須加強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在《北京綱領》即這次會議宣言的4個附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附件四：《亞太經合組織互聯互通藍圖(2015~2025)》 。無論是“推動實現亞太自貿區”，還是“推動全球價值鏈發展合作”，所有的經濟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共識，都需要一個地理上的物質載體，這就是亞太國家之間互聯互通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為此，中國領導人在北京APEC會議期間，特別邀請了孟加拉、柬埔寨、寮國、蒙古、緬甸、巴基斯坦、塔吉克等7國領導人以及聯合國和上合組織的官員，專門召開了一次《加強互聯互通夥伴關係對話會》，併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發起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並出資400億美元成立了絲路基金。

　　隨著綜合國力上升，中國有能力、有意願向亞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産品，以降低貿易往來的成本。“一帶一路”建設，説白了就是修路、打洞、搭橋、架電網、通管道、建港口、疏浚航道，提供通關便利。從亞太自由貿易區的遠景出發，基礎設施建設必須跳出一事一議的圈子，著眼于整個地區經濟發展大局。亞太地區的鐵路建設，應當服從亞太國家經濟一體化的需要，實行統一規劃、統一路軌標準，各國分段建設，各自承擔費用。水利、水電建設，則應根據大河流域規劃的總體需要，兼顧用水、防洪、發電和生態。資金上有困難，可以利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低息貸款；施工能力上有困難，中國企業可以幫助解決。包括參與各國政府基礎設施項目投標，在平等競爭前提下提供高品質、低價格的服務。也可以在雙方政府商定情況下，中國企業 以“交鑰匙工程”方式對項目實行總承包。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國內外市場競爭的磨練，中國企業在“走出去”問題上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硬體方面，中國企業不僅在世界10大建築工程機械製造商中佔了3席，而且建成了世界上最長的青島海灣跨海大橋、世界上最長的青藏鐵路新關角高原隧道，更不用説高鐵運營里程已經超過10000公里了。軟體方面，中國企業不僅熟悉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項目競標程式和評價方法，也了解西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招標和環境保護上的不同要求。從總體上講，中國企業已經準備好了。但是“一帶一路”的建設，對中國企業提出了新的挑戰。我們不僅要面對世界上最惡劣的地質條件，而且將面臨世界上最複雜的民族文化環境。我們除了要學習、了解、尊重人家的習俗、戒規和法律，還要用自己高品質的基礎設施建設成果，來贏得當地民眾的信任和支援。

　　中國在國際經濟合作和貿易往來上的開放態度，自然有利於人民幣的國際化。隨著中國的商品、服務、施工隊伍走向世界，人民幣必然會走出去，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也必然會越來越高。但是與西方國家不同，第一，我們對人民幣國際化抱著水到渠成的態度。相信中國人的勤勞節儉和政府謹慎的財政政策，會不斷提高人民幣的國際信譽。第二，我們對金融市場開放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在國際金融危機陰雲不散的情況下，我們不承諾在利率、匯率市場化過程中放棄政府監管，不承諾對境外投機資金開放資本項。第三，人民幣國際化的出發點是為亞太大家庭的實體經濟服務。因此，我們在對外援助的幣種選擇上持開放態度。在各國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問題上，無論你願意用美元結算，還是用歐元結算，我們都給予支援。最後，我們不謀求金融霸權，不主動參加“貨幣戰爭”。

　　APEC領導人北京非正式會議取得的豐碩成果，使得國內外媒體齊聲驚呼：中國在一系列問題上發揮了主導作用。其實，中國主導作用的發揮，源於中國方案的非排他性質。眾所週知，新絲綢之路的提出者是美國，原意是對抗中國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但是中國不搞對抗，本著互信、包容、合作、共贏的態度，將美國的意見納入“一帶一路”，變成了中國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APEC會議期間，美國在大使館召開12國“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的小會，因各方分歧嚴重，沒有達成一致。中國則公開宣稱對TPP持開放態度並樂見其成。與此同時，中韓自貿區結束了實質性談判；中國提出的“亞太自貿區”方案在APEC會議上獲得了廣泛支援，形成了《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貿區北京路線圖》。事實説明，主導作用的發揮，靠的不是強權，而是包容性。

　　APEC會議期間，中美兩國領導就人類面臨的最大威脅——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坦率地交換了意見，併發表了《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在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基礎上，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中國承諾在2030年以前，努力使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並將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高到20%。這種以天下為己任、平等協商、互利共贏的務實態度，在1994 年的APEC茂物會議上已初見端倪。當時中國提出了亞太經濟合作的五項原則。20年以後，上述原則已經落實為《亞太經合組織經濟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共識》。在世界經濟疲軟的情況下，我們堅信：只有改革開放，合作創新，才能形成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封閉保守、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是沒有出路的。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戰略思想庫成員 《中國投資》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