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違的陽光穿透雲霧，灑向高山叢林。春節前夕，《經濟日報》記者驅車從重慶彭水縣縣城出發，沿著曲折的鄉村公路一路往東，彎彎轉轉1個多小時後來到了位於武陵山腹地的鬱山鎮大壩村。

　　這裡平均海拔超過800米，四面環山，土地貧瘠，500多戶人家散居在大山之中。紅薯是當地人賴以生存的口糧，村裏流傳有“紅薯半年糧”的説法。村支書劉祖超説，大壩村早前是出了名的貧困村，貧困人口占到70%，村民每人平均年收入不到500元。

　　2012年，大壩村全體村民拿出各家微薄的積蓄，投工投勞，肩挑背扛、一錘一鏟，硬是修起了近12公里的通村水泥路。“路不通，紅薯種再多也變不了錢。”站在村委會辦公樓前，望著眼前的水泥路，56歲的村民黃鐘渝感慨萬千。她清楚地記得，為了趕時間，村裏的男人們把鋪蓋卷帶到工地上，餓了就啃家裏送來的紅薯洋芋，累了就倒在碎石子上休息，醒來又接著幹活。

　　在山坡上見到羅輝雲的時候，他正掄著鋤頭在山間翻土、除草。今年63歲的羅輝雲，在村裏相繼幹過12年的村黨支部書記、10年的村委會主任，2013年底才退休。他的家離村口不遠，是一棟兩層的水泥小樓，白墻褐檐。羅輝雲説，水泥路修通後，村民們種紅薯積極性提高了，家家戶戶都盼著有個好收成，賣個好價錢。

　　可是一季收成後，村民們一算，發現産量並不高。大家開始犯嘀咕：大壩村是丘陵地、黃泥土，本是最適應紅薯生長的，為啥産量提不上去呢？為此，羅輝雲專門從縣上請來了農業技術專家，原因清楚了：一方面是品种老化，村裏多年來一直種的品種叫白花苕，始終沒換過新品種；另一方面是栽培技術不規範，家家戶戶用的都是老辦法，在地裏挖個溝，紅薯苗栽下去，再放點農家肥，然後基本就是看天吃飯。

　　引導村民接受新品種和新技術，村裏的幹部們可沒少費心思。大壩村村主任田營峰告訴《經濟日報》記者，村支部光是動員座談會就召開了15次，還挨家挨戶到府做思想工作，分析利弊，但是收效甚微。

　　“還是觀念陳舊問題，窮怕了，不敢接受新事物，多數人都抱著觀望的心態。”田營峰説，村裏最後想到了由大戶來帶動示範的辦法，動員了3名外出務工的村民回村創業，通過流轉農民土地進行規模化種植。

　　譚德勇如今是大壩村的紅薯種植大戶，他17歲就到廣東打工，2012年開始回到村裏種植紅薯。説起品種改良帶來的效益，譚德勇説：“剛回來的時候，我在自家10多畝的地上種了老的白花苕品種，産量不到3000斤，每斤賣0.4元；2013年引進紫薯，雖然産量降到每畝1500斤，但每斤能賣1.5元；2014年，我在村裏流轉了700多畝山地，引進徐薯等幾個紅薯新品種，平均每畝産量5000斤，産值均價0.5元，扣除成本後毛利近50萬元。”

　　産量上去了，銷路怎麼解決？譚德勇自信地説，大壩村的紅薯不愁沒市場。為啥？因為村裏採取的是“龍頭企業+合作社+種植大戶+基地”發展模式，農戶直接與鎮上的“龍須晶絲苕粉專業合作社”簽訂種植合同，不僅實行訂單生産，保護價收購，合作社還為村民提供技術服務，紅薯品質有保證。

　　一個以大戶為主導、全村脫貧的發展局面正在大壩村逐步形成：2014年，大壩村共種植紅薯3500畝，其中2000畝由3個大戶做；2014年村裏實現紅薯産值787萬元，比2013年翻了5倍；村民僅在家務工實現的每人平均年收入就有近1000元。

　　在為種紅薯脫貧致富感到欣喜之餘，村裏的種植大戶們對於進一步的發展，卻有些犯難。“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從農戶流轉土地問題，村裏的土地流轉是一年一年流轉的，今年有一大部分村民的土地租金價格要上漲；二是山上的田間耕作道路不完善，紅薯收成都是通過人工肩挑背扛運送下山，成本也很高。”種植大戶曾紅建説，自己期盼著村裏的農田水利設施和路網建設能早日完善。

　　農戶們的顧慮是村幹部正思考解決的問題。劉祖超説，受益於縣裏産業扶貧資金的投入，大壩村今年將新增10公里田間耕作道，12公里山間人行路，建設18個灌溉用的水池，可滿足3500畝山地的灌溉。

　　放眼希望的黃土地，劉祖超喜笑顏開：“以前窮，村民們説‘紅薯洋芋包谷粑，我們都要一起抓’，現如今紅薯起來了，大家都説‘紅薯洋芋包谷粑，我們一天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