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抓住中國機會在高風險和高收益的中國市場取得成功，才能在未來的全球競爭中立足，已經成為眾多跨國企業需要考慮的首要問題。在前不久出版的《應對中國挑戰——企業如何在中國獲得成功》中，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以及外交政策項目和全球經濟與發展項目資深研究員李侃如，為渴望在中國市場獲得成功的跨國企業指明途徑。

　　引導外國公司的手冊

　　要論及中國研究最得力的人物，美國學者李侃如肯定算其中之一。大約20年前他出版的《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一書就被媒體稱為繼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之後中國研究領域的又一里程碑之作。

　　不過稍微對比一下兩人的研究就會發現，雖然兩人在研究內容和觀點上都沒有太多的共同點，但就對中國政治體制和權力運作機制的理解來説，李侃如要略勝一籌。從《治理中國》一書的第三部分李侃如對中共領導下的黨政體制和權力交易的研究就可以看出，就此問題其水準高出同類學者很多。除了為數不多的細節錯誤以外，他的研究稱得上務實、細緻、準確和到位，而且有很多理解相當的“中國化”，加上他直言不諱的一貫做派，其作品可以説是觀察中國難以繞開的文字。這種研究風格如今在他的新書《應對中國挑戰》中繼續得到發揮。

　　這本書是李侃如專門針對國外跨國公司的高層人士而寫的，其目的是幫助他們理解處於劇烈轉型過程中的中國政府的決策，解開權力運作的複雜謎團，使此類公司更好地融入到中國市場，搭上其高速增長的經濟班車。

　　作為一本引導外國公司應對中國問題的手冊，李侃如完全放棄了基於意識形態的理想化批評，更沒有站在普世價值的角度對中國發出“你應該怎樣”的建議，只有對中國現狀的描述和解釋，以及跨國公司如何應對的具體方案。對外國公司而言，這本小書無疑有極強的可操作性，而對於中國讀者來説，李侃如相當客觀的記錄可以作為我們自我審視的一個參考。

　　跳出經濟理解增長

　　中國未來的經濟走向如今是國際上的熱門話題。中國政府在國際上的一再承諾和表態從反面來看實際上是質疑之聲不斷擴大的結果。那麼從宏觀上回答是否應該進入中國市場，或者擴大在中國的投入規模就成為首先要面對的問題。

　　李侃如的回答是肯定的。同時他的理由非常獨到，雖然他也提到了城市化和中産階級壯大這樣的因素，但是他始終認為中國特有的政治經濟體制才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保證。他指出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從本質上而言是一種極度依賴政治力量推動的結果，也就是他説的“對這一體制的支援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源源不斷提供的産品”。經濟增長在他看來是中共執政合法性的關鍵來源。因此從中央層面來説保持持續的經濟增長是關乎執政與社會穩定的根源，是斷然不可能放棄的。對地方政府來説，它只是作為中央決策的執行者，雖然有相當的靈活處理和建議的權力，但是如何實現中央口號式的發展目標始終是關係權力分配和地方命運的核心，作為一種政治交易，增長的底層基礎一定不會發生動搖，所以努力實現增長必然是中國政治上下一致的選擇。而且李侃如指出，中國政府對經濟微觀層面的干預是相當多的，這種政治推動經濟增長的根本方式也決定了增長意願與執行效率之間的緊密結合，而且不會在一二十年的短期內發生變化，因此中國經濟肯定還是會持續增長，只不過不會像以前那樣快而已了。至於中國增長模式是否能走更遠，是否能轉型成功，由於不確定因素太多沒有進入李侃如的討論範圍。

　　增長悖論帶來的阻力與風險

　　李侃如對增長的信心並沒有掩蓋他對中國問題的忽視，相反，書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在提醒跨國公司的決策層中國增長存在阻力和風險。李侃如分析指出，中國模式有其悖論的一面，獨特的政治經濟模式是促進增長的核心，同樣政治上的弊端也會反過來阻礙經濟。

　　總的來看，中國經濟雖然已經極大的市場化，但是其指令經濟、計劃經濟的痕跡和尾巴依然存在。到了地方政府，由於執行層面的巨大權力和參與經濟活動的政治衝動，政府直接干預經濟的場面大量存在，很多項目和決策不是根據經濟理論計算的結果，更與市場化的需求搭不上邊，完全是根據地方一把手的喜好，然後按政府指令方式貫徹的。這就會形成很多增長的阻力，比如地方保護主義，互相攀比的工業投入，大量重復建設帶來的浪費和低效，對智慧財産權保護的漠視等等，當然最厲害的莫過於指令經濟下權力尋租帶來的腐敗，介入其中的跨國公司要承擔巨大的政治風險，因為官員的失敗很可能帶來投資的失敗。

　　除此以外，中國還面臨30年前不曾面對的一些挑戰。一是政府民生責任與自身能力的矛盾。李侃如指出國企改革破壞了原有的社會保障體系，重建的重擔落在了地方政府的肩頭，但是實際情況是其能力和責任之間的差距非常巨大，也就拉大了政府在經濟增長與轉型之間取捨的矛盾，帶來社會不穩定因素。二是分歧和政策偏好造成的增長阻礙。三是30年來積累的環境災難和資源短缺在短時期內會集中爆發。四是中美關係帶來的外部阻礙，中國的崛起引來外交和經濟摩擦的頻繁，尤其是貿易上的反制行為，可能會對行業增長産生衝擊。

　　從這些阻礙出發，跨國公司面臨的風險也就不言自明瞭。政治風險首當其衝，有來自宏觀面的政治治理脆弱引起的系統風險，也有依靠單一地方政府領導帶來的政治風險。其次是聲譽風險，由於中國的環境污染、工人保障體制不完善、智慧財産權保護落後、品質監督不到位等等，供應鏈上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給公司抹黑的意外事件。再有就是資源供應的風險，水、電、氣、油供應狀況的地域差距成為決策必須重點考慮的因素。還有環境惡化帶來的外國人力資源進入的困難等等。

　　務實的應對之路

　　針對這些阻礙和風險，李侃如提出的應對之策也是非常實在的。他把和政府的關係擺在跨國公司經營的第一位，同時李侃如也多次提醒跨國公司，不要將搞關係等同於依靠某個具體人物，更不是進行商業賄賂，而是要將公司的戰略目標與中國政府的發展目標掛鉤。比如，公司的項目將如何融入中國的小康社會建設，為地方提供什麼樣的經濟效益，提供多少就業和稅收，帶來什麼樣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等。只有把地方政府的經濟意圖深深嵌入公司的發展戰略，才可能在實質上提升自己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其次就是調整中國公司在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必須改變過去將中國單獨看待的做法，提升中國團隊的戰略地位，同時改變産品定位，從將國外産品進行稍微改動後就投放中國向專門為中國市場設計轉變。再有就是大力推進中國團隊的人才培訓，通過優化保障留住外國的專業人才。還要加強對中國的數據調研，不要輕信官方數據，以此為依據對差異極大的不同區域採取不同的戰略定位等等。

　　在闡述這些建議時李侃如就像一個中國人教老外如何在中國處事一般，建議內容甚至細化到了教老外們如何讀懂政府決策的文件，如何區分中國政府部門“條塊結合”的複雜機制，如何繞開職位的高低去辨別一位地方政府裏的直接分管領導，如何在吃飯時談公事。相信這些不僅會讓外國人受益，也會讓中國人看清自己。□曾靖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