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GDP增速從2007年的14.2%大幅放緩到2013年的7.7%。經濟放緩一部分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發達國家在危機後的經濟調整導致全球最終需求放緩，迫使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從出口推動轉為內需主導。從國內因素來看，最近兩三年的經濟下滑有週期性因素的影響。繼2008～2010年採取擴張性的經濟政策以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之後，近兩三年宏觀經濟政策逐步回到中性。同時，中國經濟增速也出現了結構性的放緩。

　　關於中國經濟結構性下滑的討論已有很多，列舉的影響因素也有種種。其一，適齡勞動人口開始下滑，人口紅利消失。其二，生産成本(勞動力、土地和環境成本)上升，導致出口競爭力下降。其三，高投資增長模式不可持續。筆者試圖分析中國在過去二十年經濟增長的來源，並對未來5～10年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可能的變化作出一個基本的判斷並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筆者認為，1991～2013年，投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驅動力量，平均貢獻約4個百分點(或40%貢獻率)。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居第二位，平均貢獻2.5個百分點的增長率，但是在2008年後出現明顯的下滑。相比之下，勞動力和人力資本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分別為2.2個和1.2個百分點。展望未來，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在2016～2020年下一個五年規劃期間降至6%～7%的中高速增長區間。

　　估測中國的潛在增長率的兩種方法

　　首先，可以運用歷史數據估算一下中國在過去二十多年潛在增長率的變動情況。在相關的文獻中，普遍運用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HP濾波法，另一種是生産函數分析法。

　　HP濾波法是由Hodrick和Prescott于1980年首先提出的。這種方法目前被廣泛地應用於宏觀經濟趨勢的分析研究中。它將宏觀變數的時間序列看做是不同頻率的成分的疊加，通過統計方法分離出頻率較低的成分，也就是長期的趨勢項。

　　我們運用HP濾波法對1994年以來GDP增速的季度數據進行處理，從中分離出GDP增速的趨勢值。圖1顯示中國經濟增長趨勢在過去的二十年內呈現明顯的週期性變動。1994～2000年，中國經濟增速從12%左右持續下滑到8%左右。而從2000～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前，經濟增速重新上升到11%～12%。這中間很大程度上受益於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經濟改革、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998年開始的住房市場化改革。而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再一次進入下行通道，到目前GDP的趨勢值大約為7.5%左右。

　　但是，HP濾波法在分析中有兩個重大不足。首先，它是完全基於統計處理的一種方法，其結果更多反映的是數據的時間序列特徵，而缺乏經濟的解釋。其次，該方法無法被用於分析潛在增長率在未來可能出現的變化。以圖1為例，我們無法判斷在未來幾年中國經濟增長是否會重復2000～2007年的底部反彈，還是穩定在目前的水準，抑或是經濟持續下行。

　　生産函數分析法可以克服以上缺陷。它是分析一個經濟體潛在增長率的常用框架。這一方法的出發點是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産函數。具體而言，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産出的因素包括資本投入、勞動力人數、人力資本和勞動生産率。通過估算一個國家的宏觀生産函數，我們可以分析各個生産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進而通過對生産要素未來變動的預測來估算潛在增長率的未來變化。

　　估計宏觀生産函數的因變數為GDP增長率，自變數為資本總量、就業人數和人力資本的增速。在估算資本總量中，我們假設1980年的資本總量為當年GDP的136%，每年資本折舊率為5%，每年投資增量則直接來自於國民經濟統計支出法下的資本形成總額。此外，就業人數採用全部非農就業人口，人力資本採用人口調查中的平均入學年數。表1和圖2顯示我們估算的結果，其中有三個方面值得我們關注。

　　第一，在過去的二十多年(1991～2013年)，資本投入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約為4個百分點(或40%的貢獻率)。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對GDP的平均貢獻為2.5個百分點(25%貢獻率)。相比之下，勞動力增加和人力資本提高對經濟的平均貢獻分別為2.2個和1.2個百分點。

　　第二，表1顯示中國經濟在2006～2010年的實際經濟增長超出潛在增長率約1個百分點，而在2011～2013年則低於潛在增長率0.7個百分點。前者可能反映了中國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出臺的大規模刺激政策導致的經濟增長反彈，而後者則反映了在2011年之後財政貨幣政策重新回歸中性，以及政府出臺措施整頓房地産、影子銀行、地方政府債務等金融風險過程中帶來的經濟下滑。

　　第三，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在2010年後出現了比較明顯的下滑。但是，我們發現，這並非由於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因素基本不變)，也並非由於投資的調整導致(如果排除2009年這一特殊年份，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過去十年並無大的變化，在2012～2013年甚至略有上升)。相反，這主要是由於勞動生産率增速的下滑。相比2006～2010年，過去三年全要素生産率對GDP的貢獻平均下滑了1.5個百分點。

　　未來5～10年影響中國潛在增長率的因素

　　基於宏觀生産函數，可以評估在未來5～10年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可能出現的變化。在基本情形假設下，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在下一個五年計劃(2016～2020年)會下降到6.5%左右。人口紅利的消失是其中一個因素，但筆者認為這一因素的作用被部分學者誇大了。影響潛在增長率變化最主要的因素來自投資體系的改革，這意味著投資增速較前幾年會出現明顯放緩，但是在改革的過程中投資的效率會逐步得到修復，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可以部分彌補投資增速下滑帶來的負面影響。

　　我們先來看看人口因素對於中國潛在增長率的影響。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中國適齡勞動人口(15～59歲人口)的絕對數在2012年首次出現下降。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支援中國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要轉為人口赤字。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的人口結構的變化(適齡勞動人口減少、人口老齡化)也屢屢被提及，認為中國將很快進入人口赤字時代。

　　毫無疑問，人口結構是決定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但是，在以上分析中，中國人口變化的負面因素被誇大了。我們認為人口紅利的變動對經濟的影響不容忽視，但是也有一些因素可能會推遲劉易斯拐點的到來。

　　首先，中國的就業結構仍然存在大量的農業就業人口。1990年，農業就業人口在總就業人口中的比重為60%。到2013年，這一比重下降至32%。但是，日本的農業就業人口比重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降至個位數。因此，在日本，適齡勞動人口減少導致總就業人數減少(就業人口比重基本不變)，從而必然導致非農就業人口減少。而在中國，勞動人口由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的持續轉移仍然提供了一定的人口紅利空間。

　　其次，目前中國城鎮化的水準遠低於日本20世紀90年代的城鎮化水準。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為53%，而其中戶籍人口比重僅為35%。也就是説，超過兩億的人口屬於半城鎮化人口。他們生活在城市而沒有城市戶籍，因此無法享受相應的社會福利和保障(如養老、教育、醫療、住房等)。從就業的角度，這群人中的大部分只在城市工作10～15年，然後返回到農村地區。這在勞動力資源上是個極大的浪費。所以，未來以人為主體的城鎮化改革，一方面可以帶來更多的農民進城，另一方面可以使已經進城的農民真正在城市落戶。這兩方面的變化意味著人口紅利在短期內並不會變為人口赤字。

　　最後，人口政策和教育體系的改革有助於解決勞動力市場目前面臨的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宣佈放寬獨生子女政策，為長期人口恢復增長均衡生産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援。而教育體系的改革對於解決勞動力市場目前面臨的結構性失衡問題更是至關重要。因為目前每年700多萬的大學畢業生，與市場需求出現了巨大的脫節。對此，我們建議儘快將部分高校改革為高等職業培訓學校，以應對在製造業升級和發展服務業中可能出現的勞動力短缺現象。

　　我們再來分析投資對中國潛在增長率的影響。投資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引擎。投資的變動是決定中國經濟未來走勢的最主要因素。關於投資的爭論很多，焦點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中國目前的投資是否過度，二是中國是否應該由投資為主導的模式轉為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這兩個問題從本質上其實是相互關聯的。

　　關於第一個問題，筆者認為應該區分投資存量和流量的問題。從流量而言，中國每年新增資本形成佔GDP的比重在近幾年接近50%。這一比率不僅高出中國歷史上的水準(2001～2007年中國高速增長時期的投資比率為40%左右)，在全球也是遙遙領先。日本、南韓等經濟體在其高速增長期，投資佔GDP比重最高也僅在35%～40%。

　　但是，中國投資流量如此之高的背景是投資存量的起點較低。根據投資存量佔GDP的比重而言，我們估計這一比率目前大約為275%左右，與日本相當。換句話説，中國的資本總量與目前的經濟總量大致相當。而如果中國未來仍然要保持中高速經濟增長的話，投資的增速也相應地要保持在中高水準。

　　這一判斷有助於我們對於第二個問題的理解。一方面，中國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投資需求，如基礎設施、技術創新、新能源、醫療以及進一步城鎮化中帶來的需求。我們不宜過分強調由投資驅動轉為消費驅動的增長模式轉型，而應該投資和消費兩條腿並重。從國際經驗看，僅僅以需求推動的經濟體很難維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而一些提前強調以消費為主導的新興經濟體陷入過度消費和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卻並不罕見(如一些拉美國家)。

　　另一方面，最近幾年高投資的增長模式同樣不可持續，因此需要逐步地將投資比重降到一個比較合理的水準(如未來五年內將投資比重降到40%左右)。高投資的負面影響在過去幾年體現得非常明顯。由於短期內大量的投資行為，往往伴隨著大量資源的浪費和投資效率的下滑，也增加了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的風險。在2008年之後，投資比重的快速增長伴隨著投資回報率和勞動生産率的大幅下滑，絕不僅僅是一種巧合。我們強調投資對於中國長期增長的重要性，但這裡指的是有效投資，並非簡單的投資數量。

　　因此，未來改革的核心是在適當調整投資比率的同時，通過供給端的改革重新提振勞動生産率。這是保持中國經濟在未來5～10年維持健康的中高速發展的關鍵。供給端改革的核心，如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所指出的，是改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在樂觀的情形下，如果改革能夠推動勞動生産率提高到2006～2010年3%的平均水準，那麼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將有望高出我們的基本假設情形，政府提出的國民生産總值翻一番的目標也有望早日實現。-

　　朱海斌 作者係摩根大通(中國)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