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在北京舉辦以“2020：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與挑戰——建言‘十三五’”為主題的改革形勢分析會。來自中央編辦、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農業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行政學院、中國社科院、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宏觀經濟學會、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清華大學等機構的領導、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

　　2020：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年

　　1、“十三五”是經濟轉型升級的最後“窗口期”。中改院院長遲福林指出，一是國內經濟矛盾與風險增大倒逼經濟轉型；二是國際經濟環境的複雜多變催促經濟轉型；三是對我國的經濟轉型升級來説，2020年確實是個坎：化解短期增長壓力的希望在2020，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目標的關鍵在2020；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關節點在2020。如果謀劃好、把握好2020這個“中期”，就能奠定未來10～20年公平可持續增長的堅實基礎；如果錯失2020“中期”這個重要歷史機遇期，就會失去經濟轉型與改革的主動權，從而帶來系統性的經濟風險。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佔斌認為，經濟轉型升級是形成經濟新常態的核心與本質，“十三五”是我國經濟轉型升級最關鍵的時期。

　　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認為，“十三五”我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發展中國家發展進入停滯階段，與落後國家相比，資源和勞動力優勢逐步消失，與發達國家相比，創新優勢又沒有，面臨雙重壓力。

　　2、經濟轉型升級要解決的要害是“往哪轉”。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魏禮群認為，制定“十三五”規劃要有全球眼光、戰略思維和歷史的跨度，不僅僅考慮“十三五”，還要考慮到2030年。目前經濟轉型升級要害在於往哪轉：一是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轉變；二是由數量型向品質型轉變；三是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四是由守舊型向創新型轉變；五是由增長型向惠民型轉變；六是由干預型向市場型轉變。

　　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王金祥認為，要把轉型升級看作是一個過程，永遠在轉型、永遠在升級，不能停頓；由於各地省情不同，轉型升級要差別化，讓各地有不同的發展模式、發展重點和發展方向。

　　遲福林指出，“十三五”我國面臨三大轉型：即工業轉型升級大趨勢——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智造”；城鎮化轉型升級大趨勢——從規模城鎮化走向人口城鎮化；消費結構轉型升級大趨勢——從物質型消費走向服務型消費。從三大轉型升級的大趨勢看，2020年我國基本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的客觀基礎正在形成。實現這一轉型，既可以在結構升級的基礎上形成7%左右的經濟增長新常態，又能夠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創造有利條件。

　　3、“三力共振”對轉型産生重大影響。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未來三力共振會對經濟轉型産生重大影響。一是經濟轉型的壓力，當前面臨四個難以為繼：低成本出口戰略難以為繼；低端産業主導的經濟結構難以為繼；資源環境的傳統使用方式難以為繼；收入分配不公引發的社會問題使傳統的社會治理方式難以為繼；二是經濟增長動能的乏力，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主要是經濟增長的動能出現了乏力，靠傳統的投資很難再拉動經濟增長；三是改革的阻力，主要是利益格局的扭曲，如果不通過反腐破除改革的阻力，改革很難繼續下去。

　　4、經濟轉型升級重在突破“三個路徑依賴”。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指出，轉型升級的關鍵是如何突破“三個路徑依賴”：一是政府與市場的合作關係要突破，從政府市場的合作模式轉向市場政府的合作模式，發揮市場很強的自我組織功能；二是城鎮化與工業化關係，過去長期是工業化帶動城鎮化，現在應該以城鎮化帶動工業化、帶動産業轉型升級；三是以經濟轉型推動社會轉型轉為以社會轉型推動經濟轉型。

　　以加快結構調整推進發展方式轉變

　　1、結構調整決定“十三五”增長前景。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當前我國正處在一個結構變動時期，面臨非常多的結構性挑戰，不確定性因素非常大。一是如果結構性問題不解決，經濟增長會繼續走低、疲軟，中高速就很難保住，甚至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二是可通過結構調整走出經濟增長下滑的困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隆國強認為，從全球視野來看我國，短期是緩解産能過剩問題，中期看就是結構升級問題，尤其是製造業的升級。

　　2、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智造。遲福林認為，實現中國智造是工業轉型升級的總目標。“十三五”是我國從工業化中後期走向工業化後期的關鍵5年，需要全面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以資訊化推動工業的轉型升級，重點是加快發展現代生産性服務業。

　　隆國強認為，製造業轉型升級要有全球視野。從我國現實看，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産業都有很大的升級空間，不能簡單地丟掉一些具有比較優勢的傳統製造業，而去追求那些短時期還很難形成優勢的製造業。“十三五”，從勞動力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升級到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如果把這個升級做到位，增長空間就很大。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所長宋立認為，三大産業的比例關係很重要，“十三五”重心要放在産業內部的升級改造上，通過創新改造傳統産業，讓它有競爭力去跟外國競爭。

　　汪玉凱強調，轉型升級一定要樹立網際網路的思維，由網路大國走向網路強國，沒有資訊化就沒有現代化，要用網際網路的思維來改造傳統經濟，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3、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魏禮群認為，“十三五”結構調整要往服務業方向發展，要提高服務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

　　隆國強認為，不能簡單地説服務業比重高了，結構就優化了，服務業內部千差萬別，有高端也有低端。推動服務業升級更多地是強調高生産效率的服務業，而不能籠統地説服務業佔比高了結構就優化，需要對服務業進行細分。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建認為，我國現在三分之二的人口是農民，每人平均實際收入水準僅為1000美元左右，這樣的國情決定了我國離服務業主導還有相當長的時間。而要實現産業結構轉型升級，首先就要實現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口城市化，使服務型消費成為消費的主體。

　　4、實現投資與消費的動態平衡。遲福林認為，我國投資消費結構不匹配的矛盾突出，投資消費失衡成為經濟風險的主要來源。例如，投資與消費的不匹配帶來産能嚴重過剩和供給短缺的同時並存，導致投資整體效益的下降；投資消費失衡、投資過快擴張推高了債務危機風險。為此，“十三五”要加快消費導向的投資轉型，調整投資結構，使投資與消費相匹配。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黨國英認為，抑制消費最重要的因素有三個：一是我們現在恩格爾系數比較高；二是居住模式，例如東京的住房，土地價格和建安成本是1：4，而我國北京正好是顛倒過來4：1，這與土地制度有關；三是社會保障存在制度分割的問題。

　　王小魯認為，當前經濟增長疲軟，説到底還是需求不足的問題，一方面産能過剩，另一方面消費拉動有限，造成結構錯位。如果把結構調過來，那麼經濟增長必然得到更有利的支撐。為此，“十三五”消費要承擔更重要的支撐經濟增長的動力。

　　5、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矛盾。遲福林認為，從經濟轉型升級的現實需求與時間空間約束看，“十三五”結構性矛盾不解決，不僅轉方式、調結構很難有實質性突破，而且很可能增大經濟運作的系統性風險。為此，突破利益固化藩籬，推進財政、稅收、金融、教育等結構性改革，成為經濟轉型升級必須啃下的“硬骨頭”。

　　張佔斌認為，“十三五”結構性改革要有新的突破。一是通過金融的結構性調整更好地支援實體經濟；二是教育的結構性調整，我國從製造業大國走向製造業強國，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需要有高水準的人力資源作支撐，高等教育要與産業、職業教育更好的結合，使社會流動進一步加快；三是國企的結構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在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同時，讓一些股權能夠流動起來，形成更大的市場機制。

　　以城鎮化轉型帶動經濟結構升級

　　1、“十三五”結構調整的核心任務是推動城鎮化。王建認為，“十三五”我國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是將大量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將農民工轉化成市民，讓近3億農民工真正變成市民，由此帶動服務業加快發展。

　　遲福林認為，“十三五”要形成人口城鎮化的新格局，一是基本實現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工”退出歷史；二是城鄉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到2020年，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要成為歷史；三是加大中小城鎮的公共資源配置，初步實現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公共資源配置均等化。

　　2、人口城鎮化釋放生活性服務業發展的巨大空間。遲福林指出，“十三五”我國城鎮化正處在轉型升級的歷史關節點，由於城鎮化仍處於較快發展階段，蘊藏著巨大的內需潛力，城鎮化仍是我國發展的最大紅利。從近幾年的情況看，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會帶動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提高0.77個百分點。以此估算，到2020年即使人口城鎮化率僅提高10個百分點左右，也有可能帶動服務業比重提高7-8個百分點。

　　3、就近城鎮化與異地城鎮化並舉。劉尚希認為，城鎮化離不開産業，産業不一定是工業，農業也可以作為城鎮化的一個基礎，尤其是高附加值的農業。所以在城鎮化的發展中，就近和就地城鎮化應該成為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方式，而不是完全異地城鎮化。就地城鎮化可以降低成本，而異地城鎮化的成本相當高，在現行體制下，就近城鎮化與異地城鎮化應該並舉。

　　4、城鎮化要通過工業升級創造新的需求。宋立認為，城鎮化主要靠兩個驅動，一是內生工業化的驅動，例如過去長三角的小城鎮是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人作為勞動力加入工業化，作為消費者實現城鎮化；二是全球化帶來的外生工業化，因為我們勞動力成本低，加入全球分工體系後，嵌入到全球體系，如果勞動力成本抬高，就不一定能嵌入這個體系。因此，未來城鎮化最根本的是要通過工業轉型升級創造新的需求，從而為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增加他們的收入，成為城鎮的消費者。

　　5、城鎮化轉型重點在兩頭。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認為，新型城鎮化的一頭是城鎮，如果我們在1.94萬個縣市鎮挑選一部分大鎮做到縣城鎮的水準，就能夠提高很多鎮的城鎮化水準；另一頭是農村，一是村裏要有産業；二是城市公共服務要向農村延伸，尤其是好的學校、好的醫院等公共資源要向農村延伸。

　　6、關鍵在於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黨國英指出，農民住房現在卡得很死，農民住房是財産權，但宅基地不能買賣，農民的承包地也不能流轉。所以説，土地制度改革對克服農民消費抑制能發揮根本性作用，現在如果把機制理順，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加快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既能有效保護好農地，又能搞活地方土地管理，提高土地的科學規劃管理水準。

　　經濟下行背景下更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1、到2020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戰略目標，關鍵在於深化以簡政放權為重點的政府改革。遲福林認為，能否以理順政府與市場關係為主線實現行政體制改革的實質性突破，這既是經濟轉型升級的重大挑戰，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任務。“十三五”重點是：全面實施負面清單管理；實現行政審批與市場監管職能的嚴格分離，建立統一、有效的市場監管體制；全面推進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推進公共資源配置的社會化、市場化；推動政府職能法定化，建設法治政府；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解放思想，變革政府發展理念。

　　汪玉凱指出，第一，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就要調整政府角色。一是要加大簡政放權力度，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例如浙江推行的“四張清單一張網”，這是未來政府改革的方向；二是加快國企改革，如果沒有國企改革，混合所有制很難建立起來；三是政府在某些方面的主導權退出以後，財稅改革一定要到位，尤其是土地財政要改革；第二，政府改革要為創新驅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尤其是要為民營經濟提供一些條件；第三，注重改革的聯動，諸多方面的改革要取得實質性進展，政策需要聯動，如果各自改各自的，就很難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經濟下行壓力下要防止走回頭路。劉尚希認為，在經濟增長下行的情況下，政府更容易強化組織功能，抑制社會的自主功能，這在金融方面非常明顯。當前金融抑制主要是市場在配置金融資源的自主治理功能受到了抑制。如果金融政策不調整，産業結構調整就很困難。

　　3、著手清理各種産業政策、刺激政策。王小魯認為，各級政府應該從過度參與、推動投資中退出，著手清理各種産業政策、刺激政策，回到普惠性、鼓勵競爭的政策上來，把重點放在維護市場秩序、鼓勵公平競爭。

　　形成服務貿易強國的國際競爭新優勢

　　1、把提高服務貿易比重作為“十三五”對外開放的重大任務。遲福林指出，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調整變化和“一帶一路”開放戰略深度實施的大背景下，推動我國從貨物貿易大國走向服務貿易強國，到2020年，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佔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的比重提高至20%，以此形成我國對外開放的新優勢，並倒逼服務業市場開放進程。

　　魏禮群強調，要繼續加大對外開放，特別是圍繞中央提出的“一路一帶”，加快企業走出去，加大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同時要與國內發展服務外包有機結合。

　　2、把加快服務業市場開放作為雙邊多邊自由貿易的重點。遲福林認為，要積極建立並實施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和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凡國家法律法規未明令禁入的服務業領域，全部向外資開放，並實行內外資、內外地企業同等待遇；加快擴大雙邊和區域服務貿易協定，打破一些國家對我國服務貿易的壁壘，把服務業市場開放和服務貿易自由化作為雙邊或區域合作的重點。

　　3、抓住全球服務外包的新機遇。隆國強認為，服務貿易這些年發生了很大變化，像資訊服務業過去不可貿易的服務，現在變得可以貿易了，像ITO、BPO、KPO這些資訊技術服務可以跨境進行交付。但總的來看，我國服務貿易逆差持續擴大，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還不強，要抓住全球服務外包的機遇。

　　遲福林認為，服務業外包逐步取代製造業外包是全球化的新趨勢。從全球分工看，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是服務外包産業鏈的上游端，印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是服務外包的承接主體。建議國家儘快出臺相關政策，在全國範圍內普及推廣示範城市品牌、技術、信用方面創建的成功經驗，推動服務外包市場的規範和快速發展，充分利用服務外包提升我國服務業的發展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