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詩立

　　浙江經濟發展已進入從成本優勢向功能優勢轉變的關鍵期。所謂“成本優勢”指主要依靠建設用地、勞動力、稅費等低成本而形成的比較優勢；“功能優勢”指主要依靠高效廉潔政務、現代發達商務、寬鬆有序法務等環境建設而形成的競爭優勢。浙江經濟發展的成本優勢正日益弱化：用地成本高居難下、用工成本不斷增加、稅費和環保成本較高。成本優勢的不可逆性弱化，意味著粗放發展模式難以為繼，更要求浙江亟須尋找、構築經濟發展新動力。

　　近年來，浙江加大了功能優勢構築，如“四大國家戰略”創新試點、“四張清單一張網”建構實施，這一系列改革與簡政放權的內在要求與邏輯視角高度契合，為浙江新一輪發展再造了體制機制優勢。

　　眾所週知，簡政放權既是政府行政管理理念和體制改革的主要方向與內容，也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健全的內在基礎與要求，是浙江經濟升級所需功能優勢形成的關鍵基礎與支撐。

　　根本原因在於，隨著傳統低加工化、ODM製造業向高加工化、品牌化製造業升級，隨著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以及“製造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浙江經濟升級對成本優勢依賴逐漸減低，對透明、靈活、高效、可信賴的政府管理服務及其衍生形成的政務、商務、法務等優勢依賴日益增強。

　　對應，就推進浙江經濟升級而言，簡政放權中的“簡政”應主要指政府要精簡、優化對經濟發展的管制範圍、事項，及其所需設置的機構、流程，同時加強智慧財産權保護與創新驅動戰略的密切互動，以保障經濟升級所需的寬鬆、靈活環境；“放權”主要指政府要積極把專業化的經濟管理、市場治理權責授權給市場、社會組織，推進形成現代市場治理機制，以有效提高行政效率，營造公平、有序環境。

　　因此，結合“四張清單一張網”的深入推進，筆者認為，浙江近期簡政放權改革重點應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進一步深化行政審批事項改革，營造經濟升級政務環境。考慮到“放權好比割肉”，行政審批事項改革應與浙江版的大部制改革與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制定互動、互促。考慮到行政審批事項多以法律法規形式明確，而成為部門不願放權的法理依據，建議省人大、省政府進一步加強現有地方法規、規章梳理，取消或調整不適宜授權事項。

　　二是進一步加強社會組織培育與健全，營造經濟升級商務環境。轉變政府職能已成共識，但部分可轉移的經濟職能還需由社會組織來替代或彌補，以形成高效靈活的市場治理秩序。浙江社會組織基礎較好，需進一步結合政府職能轉變，加大培育健全力度，包括加快行業協會民間商會等地方立法，明確法律地位、章程規則、激勵機制、監督機制；出臺發展和規範社會組織的若干意見，明確逐步將行業管理、打假維權、行業統計等職能轉移給有資質條件的社會組織；建立健全以項目為導向的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機制，推動政府由養人辦事向購買服務轉變。

　　三是進一步加強智慧財産權保護，營造經濟升級良好法務環境。在經濟發展早期，企業普遍處於學習模倣階段，寬鬆的智慧財産權保護環境可加快經濟增長。當下，創新和轉型已成為企業升級發展的主要瓶頸。浙江既要推進創新驅動戰略實施，引導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推進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開放共用；更要推動企業成為智慧財産權創造和運用主體，促進自主創新成果的智慧財産權化、商品化、産業化，引導企業採取轉讓、許可、質押等方式，實現智慧財産權的市場價值；運用好財政、金融、投資、政府採購政策和産業、能源、環境保護政策，支援市場主體創造和運用智慧財産權。

　　總之，新時期浙江經濟升級需與政府簡政放權緊密結合，並把其作為重要支撐和動力，來悉心營造良好的政務、商務、法務環境，形成新的功能優勢，保障和推進浙江經濟升級發展。

　　（作者單位：浙江省發展規劃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