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於上海外灘發生的踩踏事件，上海市黃浦區相關領導人被問責。事實上，問責制、引咎辭職制並不是西方舶來品，中國古時已經形成了比較週密的制度。古書中就不乏此種記載。例如所引《周禮·地官》認為，司徒之職在保息萬民。《尚書·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司徒。”從秦漢時期開始的御史監察、諫官言諫，到明清的都察院，都可以看出，問責製作為中國古代的一項制度文化，無論考核程式，還是考核內容，都已經相當週全、嚴密。

　　古代官員問責制

　　始於秦漢，健全于隋唐，明清高度完備

　　儒家最重要的兩個代表——孔子與孟子——精心構建了為官的仁學體系和仁政機制。孔子認定，只有官員以德性和禮制施政，他才能贏得人們的尊敬，正所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儒家的倫理政治思想既構成了對官員進行問責的理論基礎，又形成了對官員復出的哲學根基。

　　中國古代官吏的問責體制和機製成熟于唐代。明清前的問責機構主要由御史監察和諫官言諫兩大部分組成，到明清時期，問責制達到了高度的完備。在機構設置上，清朝將六科給事中合併于都察院，負責對京城內外官員的監察，監察組織達到空前的完整。

　　唐代官吏監督制度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直屬皇帝的、獨立於行政系統之外的御史臺系統，這個系統對一切官僚進行全面監督；二是由尚書都省主持而同時受到中書、門下兩省監督的官吏考核制度；三是由尚書左右丞及刑部尚書分管的勾檢制，其中主要是經濟專項監督制度，這也是遍及一切機構的監督系統，只有中書、門下兩個人數極少的機要部門例外。三個方面的監督系統共同發揮作用。

　　中國古代對官員的問責是通過“考功”即官吏考核來完成的。考核的方法是：一切官吏由其上級將他一年中的能力、表現、功過整理出來，對該部門的全體官員通讀一遍，聽取意見，議其優劣，而後確定應該評的等級，評定以後，集中送交吏部。

　　吏部考核也不能一家獨斷，還有校考與監考。由於一切行政官僚均屬尚書都省領導，考核如僅在尚書都省內部，難免於一家獨斷，所以再由地位上與尚書都省平列的門下省和中書省，各派主要官僚一人，分別監督朝官與外省官之考核。考核結論出來以後，需將結論材料送京。另外，當時還規定了凡是參與校考、監考的人，此後如果發現考核有誤，均與負責考核的人，同其功過。

　　古代如何問責冤假錯案

　　法官判罰不公，其罪過與犯人等同

　　在先秦時期，中國古人就開始防範審判不公和司法腐敗。《尚書·周書·呂刑》規定：若法官在審判中有失檢點，判罰不公，其罪過與犯人相同。為了防止官官相護，當時還出臺了舉報獎勵制度：如果同事能主動檢舉揭發枉法官員，不僅可免予處分，還能頂替枉法官員的職位。

　　萬一案子判錯了，怎麼辦？中國古代在這方面有詳細的規定，主要有同職公坐、援法斷罪、違法宣判、出入人罪、淹禁不決5種情況，分別論罪。其中，最突出的是“同職公坐”責任，指的是所有參與具體辦案的人員，在判決書上均要簽字。如果將案件錯判了，均負有連帶責任；如果非工作失誤，而是故意採用虛構事實的辦法，將案子錯判，即所謂“出入人罪”， 懲罰更重。

　　據《史記·循吏列傳》記載，春秋時期晉國的一位典獄長官名叫李離，一向秉公不阿，執法如山。有一次，他在審閱過去的案件時，發現一起錯判死刑的冤案，感到惶愧不已，立刻脫下官袍綬印，讓衛兵把自己捆綁起來，送到晉文公的大殿前，請求被判處死罪。

　　假如宋朝發生特大事故

　　負直接責任、領導責任、政治責任的官員全要被處分

　　在宋代，如果發生大的災害，如火患、洪澇等，朝廷事後通常都要對政府的責任人進行處分。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對事故負有直接責任的官員，比如因為瀆職而引發火災者；二是對事故負有領導責任的行政長官；三是對事故負有政治責任的政府首腦。 從淳熙元年到十四年（1174年~1187年），衡州、瀘州、嚴州與臨安府，先後發生火災，結果這幾個地方的知府都在火災之後自我檢討，引咎辭職。

　　宋皇祐元年（1049年），宰相陳執中請辭。原因是當時發生洪澇之患，“災異數見”，陳執中身為宰相，卻“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於是臺諫官接連彈劾陳執中，最後陳執中被“罷為兵部尚書，出知陳州”。

　　有意思的是，在宋神宗時，韓琦任宰相，御史中丞王陶上疏彈劾韓琦專權跋扈。雖然宋神宗不相信王陶所言，但韓琦自己還是堅持辭去宰相之職。君主將“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宰相組織一個責任政府，負責治理國家。按照宋朝慣例，“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則宰相停止職務，等待裁決，或者引咎辭職。（據人民網、《南方週末》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