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邳州市的一些高中教師反映，他們已經有一年多沒有正常領過工資，並不是財政拖欠工資，而是工資卡被法院凍結了，他們甚至還會收到法院發來的傳票。據記者調查，當地不少學校為追求星級，找老師作擔保，舉債擴建校區，或者向私人借高息貸款，直至資金鏈斷裂，陷入困境。（2月2日《京華時報》）

　　是什麼把數百教師

　　推入借貸深淵？

　　也許，會有人把教師的集體擔保被套，看做一個笑話。因為，從常識和理論上來説，教師雖説地位不高、工資待遇不算好，可好歹也都是正規大學本科畢業的高材生，要説都是法盲，不了解擔保的風險，打死你也不信。然而，一群明白人，咋就做出了糊塗事呢？

　　對於教師們踏入擔保深淵的“義無反顧、心甘情願”，八義集中學辦公室主任的一句話道破天機，“學校當時資金週轉困難，因為沒有財政撥款，需要學校自己籌錢，校長找老師擔保，不可能不答應。”好一個“校長找擔保，教師不可能不答應”，其中的理直氣壯，道出了平日裏校長“金口玉言”的分量，也道出了學校生態環境的惡劣。

　　其實，“校長找擔保，教師不可能不答應”中，除了校長的行政權力外，其背後還有更大的權力。地方政府是學校驗收和達標的主體，推動高中學校對照達標標準、擴大辦學，但建設投入卻基本由學校自籌，為了地方政府、校長的政績，溢出的權力伸向了一般教師。

　　而事實上，教師並沒有為學校發展籌劃資金的義務，無論是教師法還是勞動法，都規定了教師教書育人的義務，而當地數百教師的集體跳入借貸深淵，溢出的行政權力是無可爭議的推手。教育去行政化，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可即便話題是怎樣地老生常談，在現實中的危害依然是巨大的，教師們的壓力是沉重的。

　　對此，筆者認為，從當前來看，一要弄清當地學校借貸規模，讓數據清晰，還款才會有希望；二者，當地政府對還款加快步伐，制定合理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及早解除教師脖子上的“套”。三者，從根本上來看，還得推進教育改革，堅決去行政化，樹立教師在學校事務中的話語權威，讓民主治校，切斷溢出的權力之手，才能從根本上消除“校長找擔保，教師不可能不答應”的土壤。（朱清建）

　　教師工資被凍結

　　凸顯情法衝突

　　這樣一則報道確實讓人感到無奈。作為教師，他們要生活，法院凍結工資後，只能讓他們陷入到生活窘境中。而且，很多教師還有多次、重復擔保的情形，意味著他們的工資會被凍結十幾年、二十幾年。不是教師使用資金，卻需要他們進行償還，從情感上而言，讓人感覺有點過分。

　　但是，根據法律規定，只要是履行了擔保義務，承擔了擔保責任，一旦債務人沒有能力償還，作為擔保人的教師必然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當然，教師們在履行法律義務後，可以向債務人進行追償。但囿于債務人的現實窘境，即便教師們勝訴，恐怕在執行時也會遭遇不小的困難。其實，在該事件中，我們可以看清法律與情感的博弈，正是處於二者之間的交集中，讓教師們背負了沉重的擔保責任。

　　根據報道來看，之所以教師們會為學校擴建擔保，原因就在於提升學校檔次，為學校的未來提供資金支援。如此，學校的“高大上”，意味著學費會上漲，學校盈利空間更大，教師的日子也更好過。出於主觀認知，沒有考慮法律後果，只是從腦海中憧憬未來的希望，教師們已經無法自控。同時，囿于領導意志的影響，作為教師不想也不願背離領導想法，服從上級思想的指示，必然會在內心深處依附於領導。教師們不可能不懂法，關鍵還是在於，法律並沒有成為他們的行為規則，情感完全左右了意志。

　　然而，情感上的認知，卻不能替代法律的剛性。既然在擔保書上簽字，就會被要求承擔法律責任，在這方面沒有任何迴旋餘地。或許，對於很多人而言，感覺教師們有點太冤了，但法律就是法律，任何行為都應該遵循法律，依照法律履行自己的義務。不管學校未來規劃多麼具有誘惑性，也不管領導意志是多麼難以違背，但這只是情感上的自我感覺，與法律並不沾邊。對此，作為教師，應該有清晰的認識，而不是作出擔保的糊塗事。

　　事已至此，教師們的日子不好過，值得同情。但是，法律不相信眼淚，在法理面前，還是應該去承擔應有的法律責任。其實，這也是對所有擔保人的一個提醒，在個人頭腦深處，任何時候都不要讓不理智的思維淹沒了理性的法律。（劉建國）

　　高中舉債衝動

　　亟須法治克制

　　普通高中舉債擴建並非邳州獨創，在全國不少地方都存在，債務總規模大的更是驚人。據媒體報道，截至2010年底，普通高中債務總額達到1600億元。普通高中熱衷於舉債擴建，衝動難以克制，關鍵在於普通債務長期處於缺乏法治約束的灰色地帶，普通高中才敢罔顧實際，盲目追求畸形的教育“GDP”。

　　依據我國教育法以及地方相關規定，高中階段學校實行“以財政投入為主、其他渠道籌措經費為輔”的經費保障機制。這説明法律沒有關死普通高中舉債的大門，但這並不代表普通高中可以任意妄為，沒有任何行為邊界。當前普通高中實行的綜合預算制度，財政補助收入、事業收入、捐資助學收入以及其他各項收入全部納入學校收入預算，統籌用於學校人員支出、公用支出以及其他發展性支出，所有支出也全部納入學校預算，而且普通高中支出預算必須遵循財政部門“量力而行”的原則。普通高中不惜找人作擔保高息貸款，顯然已超出“量力而行”的邊界，應當受到規制。但在具體操作中，普通高中綜合預算不僅存在預算不準確、不全面等諸多問題，而且“量力而行”並沒有客觀標準，缺乏執行性。如果監管部門再對普通高中“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必然出現普通高中舉債擴建難以克制的窘況。

　　當前，對於普通高中債務，普遍是政府承擔起主體責任，從學校事業收入、土地置換收入、財政預算安排等多渠道籌措資金化解債務。政府主動擔責是法治使然，值得讚許，只是看到普通高中債務危機被動擔責，顯然不是解決問題之道，還會變相鼓勵普通高中舉債擴建，反正最後有政府兜底。

　　所以面對愈演愈烈的普通高中債務危機，地方政府應當儘快對普通高中舉債法律責任等進行立法規範，將普通高中債務納入法制化軌道管理，以法治來克制普通高中的舉債衝動。 （喬子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