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鹽是一個長期被壟斷經營對象，漢、唐都曾把壟斷鹽利作為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但是，授予鹽商絕對的壟斷經營權，是明清時期才有的事。

　　明初，因為北方邊境大量囤兵以防禦蒙古勢力，所以朝廷規定鹽商必須先納糧到邊塞，然後由官府視納糧的多少頒發“鹽引”，商人拿到鹽引後才可以到鹽場領鹽行銷，這種制度叫做“開中法”。到了明中葉，開中法逐漸廢弛，出現了鹽引賣不動的局面。

　　萬曆四十五年（1617），負責整頓鹽政的袁世振開始推行“綱法”來消化積壓的鹽引。他把商人手中的舊引分為十綱，編成冊子。每年以一綱行舊引，九綱行新引。為了避免新的競爭，便於管理，商人的數量受到了嚴格控制。每年發行新引時，都以綱冊原載的商人與引數為依據，冊上無名者不得加入。這樣一來，那些冊上有名的商人（所謂“綱商”）就得到了政府特許的壟斷經營權，而且這種權利是可以世襲的。

　　清初沿襲了明代的鹽法。鹽商運銷食鹽，須先向鹽運司交納鹽課，領取鹽引，然後到指定的産鹽區向灶戶買鹽，再販往指定的行鹽區銷售。除壟斷經營權之外，朝廷還給鹽商以很多其他優惠條件。如允許他們“加價”（提高官定售鹽價格）、“加耗”（增加每引的斤數）以及“借帑”（即從國庫裏借錢營運）。有了這樣的保證，鹽商可以坐收暴利。

　　自清以來揚州是兩淮鹽運司衙門所在地，鹽商多聚集於此。鹽業的興盛帶動、促進了揚州城市的發展，鹽業的衰落，揚州城也隨之而中衰。成也鹽業，衰也鹽業，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説起揚州的鹽商，大家的第一印象便是“奢豪”。《清代野記》中有這樣一則故事，便透露出了揚州鹽商奢豪生活的冰山一角。據《清代野記》記載，乾隆間，皇帝南巡至揚州，當時揚州鹽商綱總姓江，乾隆帝南巡一切供應皆由江承辦。一日乾隆帝遊覽大虹園，至一處，對左右説：“此處頗似北海之‘瓊島春陰’，惜無喇嘛塔耳。”那位江綱總聽説後，立即以重金賄賂乾隆帝的親信，拿到了喇嘛塔的圖紙。然後按圖索驥，召集工匠，一夜造成了喇嘛塔。次日乾隆帝再次臨幸大虹園，“見塔巍然，大異之，以為偽也。”繼而得知真相後，乾隆帝嘆道：“鹽商之財力偉哉！”

　　鹽商之所以能夠豪奢，在於他們手握官方的壟斷經營權，可以牟取暴利。這一點，古今中外的壟斷經濟概莫能外。但也正因為如此，朝廷和官府可以對鹽商肆意課稅、盤剝，在各種環節上撈取好處。這一點，任何官商勾結的壟斷經濟同樣概莫能外。據了解，乾隆時候，每引鹽所需要繳納的雜稅有白銀12兩，後來就變成了14兩，國家需要的錢越來越多，鹽商的負擔就重。當然，這部分成本，最終會轉嫁到消費者頭上，就是鹽價高漲，曾有統計説，當年一名船工，買鹽的支出能佔到其收入的20%-40%，可見鹽價之高。在壟斷經濟中，最終為高成本買單往往都是基層的百姓，這一點，古今中外仍然概莫能外。

　　這種畸形的官方壟斷經濟模式，其帶來往往是市場的僵化或者混亂；而建立在這種壟斷體制上的鹽商，一旦壟斷被打破，他們的財富便會轟然倒塌、灰飛煙滅。在清代，由於壟斷之下鹽價高漲，直接導致了私鹽橫行，官鹽嚴重滯銷。在這種情況下，道光十二年（1832）兩江總督陶澍議將淮北引鹽改為票鹽，也就是在那些交通不便、引商不肯前往的地方，允許資本較小的商人經營，打破了壟斷的壁壘。道光三十年，兩江總督陸建瀛又將此法推行于淮南。以後，票鹽法漸漸向福建、兩浙、長蘆等鹽區推進。綱法改為票法，從根本上取消了鹽商對鹽業的壟斷，此後鹽商的風光不再，沒落已成定局。

　　當然，也有人認為鹽商也並非一無是處。客觀上説，他們的奢豪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一座城市消費行業的發達程度。這一點，即便是帝制時代的乾隆也是認可的。據記載，乾隆三十三年，兩淮鹽政尤拔世上書，指責鹽商們生活奢侈，望皇上讓他們崇尚節儉。孰料乾隆帝批示説：“此可不必。商人奢用，亦養無數遊手好閒之人。皆令其敦儉，彼徒自封耳。此見甚鄙迂。”這就是説，乾隆帝認為，富商們奢侈還養活了一批人，能增加就業。不過細細想來，這種建立在畸形的壟斷經營模式上的所謂消費刺激，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