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日本頻道北京1月19日電 題：“安倍經濟學”：挫敗的標誌與原因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張季風在《日本學刊》2015年第1期發表《“安倍經濟學”的挫敗與日本經濟走勢分析》（全文約2.5萬字）。

　　張季風認為，“安倍經濟學”實施兩年來，經歷了由盛而衰的過程。其所推行的經濟政策大多相互矛盾，內容無新意，治標不治本，加之利益集團的相互牽制，很難取得效果。“安倍經濟學”未能使日本經濟擺脫低迷，其所設定的長期政策目標幾乎不能實現，面臨著物價上漲、收入難增、日元急劇貶值、財政困境難以改觀等諸多難題。私人消費前景黯淡，設備投資難有起色，貿易逆差難以扭轉，日本經濟走勢不容樂觀。

　　張季風在文章中指出，2014年11月21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式宣佈解散眾議院，提前進行大選，但解散國會總要有一個理由，因此，安倍給出了一個十分牽強的理由，那就是由國民來判斷“安倍經濟學”是否還繼續實施下去，並把這次解散命名為“安倍經濟學解散”，使“安倍經濟學”再次成為輿論的焦點，需要注意的是，自民黨、公明黨執政聯盟雖然在本次大選中獲勝，但並不意味著“安倍經濟學”的成功。

　　“安倍經濟學”實施兩年來，經歷了由盛而衰的過程。不容否認，安倍上臺後，結束了日本“十年九相”的短命政權局面，政權相對長期穩定，保障了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在“安倍經濟學”的預期下，經濟復蘇確實取得了一定的短期效果。安倍本人及其支援者因此在大選活動中一再聲稱“安倍經濟學”取得了很大成功，部分媒體也刻意誇大宣傳“安倍經濟學”取得的成果。但事實上，“安倍經濟學”的預期效應早已開始減弱，日本經濟在2014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均為負增長，按照國際通行標準，兩個季度實際國內生産總值（GDP）負增長，就説明經濟陷入了技術性衰退。另外，安倍決定將再次提高消費稅率從原定的2015年10月延期一年半即推遲到2017年4月實施本身就等於宣告了“安倍經濟學”的失敗。其理由很簡單，如果“安倍經濟學”真的成功，怎麼可能出現連續兩個季度的負增長？如果“安倍經濟學”成功，第三季度將是很高的增長率，再次提高消費稅率政策應順理成章地如期實施。需要注意的是，由於自民黨大選獲勝，反而掩蓋了“安倍經濟學”失敗的真相。“安倍經濟學”為什麼失靈?日本經濟今後的走向如何？這是人們都很關注的問題，本文將根據筆者在日本的實際考察和最新數據進行探討。

　　一 “安倍經濟學”遭受挫敗的幾個主要標誌

　　“安倍經濟學”實施兩年來已出現了諸多問題，儘管如此，現在對其下最後結論仍為時尚早，自、公執政聯盟獲得三分之二以上議席，這意味著安倍還將繼續執政，也就是説安倍政權沒有蓋棺，那麼對“安倍經濟學”就不能最後定論。但筆者認為，至少到目前為止，“安倍經濟學”已經遭受重創，而且今後也難以扭轉失敗命運。

　　判斷一項經濟政策是否成功，至少應當用以下幾個標準衡量：（1）所設定的政策目標是否實現，（2）該政策實施後對經濟景氣的影響以及百姓的認可度，（3）其政策長遠目標能否實現。根據上述標準進行分析，不難發現“安倍經濟學”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

　　（一）所設定的政策目標並沒有實現

　　1.2%的通脹目標並未實現

　　“安倍經濟學”最重要的政策目標就是擺脫長期通縮，姑且不論其政策是否存在瑕疵，總之到目前並沒有實現當時所設定的目標。刺激物價上漲的政策主要是“安倍經濟學”的第一支箭，即超量寬貨幣政策。2013年1月22日，日本政府和央行發表了《共同聲明》，提出了“消費者物價比上年增長2%”的“物價穩定目標”。同年4月，新任日本銀行總裁黑田東彥提出了“量和質的寬鬆貨幣”（簡稱QQE）措施。QQE的主要內容包括，“在兩年之內實現2%的物價穩定目標”，作為實現上述目標的手段，又提出了“基礎貨幣總量以及長期國債/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的持有額在兩年內翻一番”、“購買長期國債的平均持有期間延長一倍以上”等。

　　但是，現在兩年過去了，作為實現擺脫通縮的手段，所發行的基礎貨幣量已增加到了兩倍，日本銀行所持有的長期國債也已翻了一番（日本銀行所購國債已佔長期國債總量的25%），但2%的通脹目標卻遠遠沒有實現。2013年，在QQE政策的作用下，日本的物價確實有所上升，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從4月份的-0.4%上升到12月的1.3%，但2013年度核心CPI僅上升了0.8%。而進入2014年度後由於提高消費稅率，使得物價大幅上漲，從4月份起核心CPI連續六個月超過3%，扣除能源、食品等輸入性通脹因素的物價指數也都在2.2%以上。但由於消費稅從5%提高至8%，對推高物價的作用更大，因此必須扣除了增稅影響後的物價指數才能真正反映出貨幣政策是否有效。按照日本銀行的測算，扣除消費稅上漲因素影響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最高月份也只有1.5%左右，2014年10月只有0.9%，11月再降為0.7%，如果扣除能源等輸入性通脹因素影響的物價指數，最高月份僅為0.8%左右，距離2%的政策目標相差很遠。因此，現在還不能説“已經實現了擺脫通縮目標”。

　　鋻於此，黑田總裁又在2014年10月31日實施了“第二次QQE”，其主要內容是：將基礎貨幣從過去的60萬億~70萬億日元擴大到80萬億日元，將長期國債的增持餘額每年在80萬億日元的基礎上再增加30萬億日元，將長期國債的購入平均持有時間從過去的7~10年再增加3年，將ETF、日本房地産投資信託（J-REIT）的購入基礎增至三倍。第二次QQE出臺後，市場反應強烈，日元急速貶值，股市高騰，但是這種態勢能否長時間持續而且對拉動物價是否有效還有待觀察。據日本銀行預測，2015年度核心CPI可能達到1.9%左右，現在看來似乎很難實現。2%的物價指標或許只能成為中長期目標了。

　　 2.“提高工資”和“充分就業”水分很大

　　提高工資與充分就業也是“安倍經濟學”的重要政策目標。安倍最近在大選中一再宣稱：2014年平均工資上漲了2%，這是15年來的第一次；失業率下降至3.5%，有效求人倍率超過1，這是“安倍經濟學”成功的標誌。而事實上，提高工資和擴大就業這兩個政策目標也沒有完全實現。

　　首先看一下工資上漲情況。日本工資收入長期低迷，成為日本長期通縮和經濟長期低迷的重要制約因素。安倍執政的第一年2013年，職工月平均工資僅為314054日元，連續三年下降，為1990年以來的最低點。這説明2013年經濟增長的利益基本為企業所獨佔，並未惠及一般勞動者。而安倍執政的第二年2014年，名義工資確實有所上升，據日本“聯合”工會的調查，2014年“春鬥”後平均工資上漲了2.07%。但是，工資上漲僅限于加盟“聯合”工會的大企業，這些企業只佔企業總數的12%，並不包括無工會的中小企業。另外，由於消費稅率提高了三個百分點，物價迅速上漲，導致實際工資收入下降。每個月情況有些不同，但實際工資的下降幅度基本在1.5%以上。以2014年10月份為例，平均每人固定工資上漲了0.4%，達到24.2萬日元，但核心CPI同比上升2.9%，可見工資上漲幅度遠低於物價上漲幅度，這意味著百姓的實際購買力下降。其結果必將影響私人消費的擴大，使國民經濟陷入惡性迴圈。

　　再來看一下就業狀況。“安倍經濟學”實施兩年來，失業率從4.3%下降至3.5%，就業人口增加了近100萬人，這是經濟景氣帶來的結果。但2013年以來出現的經濟景氣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不僅僅是“安倍經濟學”帶來的。而且，如果透過失業率下降、就業人口有所增加的表面現象再做一些深入分析，不難發現就業增加部分主要是非正式就業人員。目前，就業穩定性較差而且工資較低的非正式就業人員已高達就業總人口的38%。僅從日本厚生勞動省公佈的2014年10月份《每月勞動統計調查》的結果來看，正式員工人數為3298萬人，同比增加7萬人，增幅僅為0.2%，而非正式員工為1980萬人，同比增加16萬人，增長高達0.8%，可見非正式就業人員的增長率遠高於正式員工的增長。現在，正式員工的基本工資的平均值為30.6萬日元，而計時工等非正式就業人員為9.7萬日元，兩者相差三倍之多。換言之，由於非正式就業人員的增加，拉低了全社會總收入水準。

　　（二）“安倍經濟學”未能讓日本經濟擺脫低迷

　　1.“安倍經濟學”預期效應在2013年第三季度後終結

　　“安倍經濟學”出臺後，日本宏觀經濟出現了明顯的大起大落不穩定現象。2013年四個季度的實際GDP增長率分別為6.0%、3.0%、1.6%和-1.5%，雖然維持了三個季度的正增長，但從第二季度開始下行，第四季度陷入負增長，全年高開低走，增速遞減的趨勢十分明顯。2014年前三個季度的實際GDP增長率分別為5.8%、-6.7%和-1.9%，高開低走的趨勢更加明顯。特別是第二季度簡直就是自由落體式驟降，其下降速度僅次於“雷曼衝擊”後的2008年第四季度（-12.1%），日本經濟連續兩個季度負增長，出現技術性衰退。

　　筆者認為，“安倍經濟學”第一支箭（QQE政策）和第二支箭（靈活的財政政策）的預期效應只在2013年前三個季度發揮了效力，而且勢頭越來越弱，而以第三季度為拐點，第四季度經濟增長率迅速下降為負值，這從實際GDP數額變化看得更清楚，第三季度達到530萬億日元後，第四季度下降至527萬億日元，這説明此刻“安倍經濟學”的效應已經終結。2014年第一季度出現的較高增長主要是提高消費稅率前突擊消費帶來的，與“安倍經濟學”的刺激政策無關。連續兩年經濟增長出現高開低走的現象，這很難説明“安倍經濟學”取得成功。如果真的成功，應當表現為“低開高走”或者“高開高走”。

　　2.2013年度的較高增長並不完全是由“安倍經濟學”帶來的

　　2013年度日本實際GDP增長率達到2.1%，私人消費、就業以及設備投資等主要經濟指標也不錯，但這不能證明“安倍經濟學”的成功，因為這種短期復蘇並不完全是由“安倍經濟學”帶來的。經濟理論和經濟實踐告訴我們，大凡經濟出現景氣或衰退，往往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當然這次出現較高增長也不例外。

　　首先，並不能否認“安倍經濟學”所帶來的刺激效果。日本央行從2013年4月開始實施QQE政策，大量購入長期國債，同時不斷增發基礎貨幣，從146萬億日元增加到現在的270多萬億日元；財政投資2013年為13萬億日元，2014年為5.5萬億日元，合計18.5萬億日元，這是史上最大規模的財政投資。如此巨大的刺激力度自然會産生一定效果。政策出臺後，日經平均股指迅速回升，與此同時，長期困擾日本經濟的日元升值得到控制，日元貶值兩成多。在資産效應的作用下，私人消費有所擴大；在日元貶值的背景下，出口也有所恢復；在公共投資擴大的推動下，內需有所擴大，直接促進了經濟復蘇。

　　但除此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其一是經濟週期迴圈的作用。此前日本經濟經歷了七個月的衰退之後，于2012年11月觸底，2013年剛好進入戰後日本第16次經濟迴圈高漲期的通道。換句話説，無論誰執政，也無論有無“安倍經濟學”，日本經濟都將出現較高增長。其二是前面提到的消費稅率提高前突擊消費的拉動。由於要提高消費稅率，2013年第四季度以來，住宅以及汽車、大型家電等耐用消費品的銷售劇增，驟然增加的集中消費推高了經濟增長率，這也是2014年第一季度實際GDP出現5.8%高增長的主要原因所在。

　　2013年度日本出口雖有增長，但出現了11.4萬億日元的鉅額貿易逆差。在2013年度的2.1%的經濟增長率當中，外需（凈出口）為0.5%的負拉動，這説明安倍試圖依靠外需拉動經濟的目標並未獲得成功。

　　總體來看，這次短暫景氣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共投資的擴大和提高消費稅率之前的集中消費所帶來的，並不意味著日本經濟已進入了自律性的復蘇軌道。

　　 3.提高消費稅率對日本經濟打擊沉重

　　調高消費稅率是“安倍經濟學”的重要舉措之一。從2014年4月起，日本將消費稅率從5%提高至8%，此舉對宏觀經濟産生了十分嚴重的衝擊。2013年下半年以後，為了規避增稅可能造成的損失，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超前消費現象，住宅和汽車等耐用消費品的銷售量出現較大增長，人們都意識到增稅後將會出現一段時間的消費衰退。但是，增稅後的2014年第二季度實際GDP增長率下降了7.3%（第二次速報值），不僅遠遠超出了此前市場普遍預測的下降4%左右的預期，也遠超過消費稅率從3%調高至5%的1997年第二季度3.8%的降幅。

　　更為嚴重的是，其他主要經濟指標幾乎全是負增長，其中，私人消費下降5.1%，這是1994年以來的最大降幅，住宅投資下降10.4%，設備投資下降5.1%，工礦業生産指數下降3.7%，出口和進口分別下降0.5%和5.6%。日本政府原本期待第三季度會出現較大幅度的恢復，但實際值仍然是負增長。第一次速報值實際GDP增長率為-1.6%，而第二次修正後的增長率又降為-1.9%。其他主要經濟指標，如私人消費僅增長0.4%，住宅投資下降6.8%，設備投資下降0.4%，公共投資增加1.4%，民間庫存貢獻度下降0.6%。其中，內需對GDP的拉動為-0.5%，外需為0.1%，體現綜合物價動向的GDP緊縮指數為2.0%。第三季度的負增長既體現了調高消費稅率對日本經濟衝擊的嚴重程度，同時也説明“安倍經濟學”的失靈。

　　正因為兩年來經濟增長率忽高忽低，而且實際工資仍在下降，百姓並未得到實惠，因此大多數國民對“安倍經濟學”並不買賬。《朝日新聞》的調查表明，有30%的人認為“安倍經濟學”取得了成功，而39%的人認為已經失敗。另據共同通信社的輿論調查，有84%的人表示感受不到“安倍經濟學”帶來的好處。

　　（三）“安倍經濟學”所設定的長期政策目標幾乎不能實現

　　“安倍經濟學”除了短期目標外，還設定了許多諸如長期經濟增長率、財政重建以及每人平均國民收入等中長期目標，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幾乎都不能實現或難以實現。

　　第一個目標是“未來十年實現年平均名義經濟增長率3%、實際經濟增長率2%”。過去的20年，從日本上述兩種指標分別只有-0.1%和0.8%的歷史數據來看，未來十年要實現如此高的增長速度幾乎是天方夜譚。過去20年的國際經濟環境和日本的國內經濟環境要好于現在，而未來十年更存在許多不可測因素，中國經濟減速、世界經濟下行壓力還很大，一般來説，國際經濟環境以及日本國內經濟環境不會好于過去20年。據日本銀行的測算，現在日本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也就是0.5%左右。據多家日本智庫的預測，由於人口老齡化等結構性原因，未來十年日本實際GDP頂多能保持年平均1%的增長率，鋻於QQE政策的持續推行，物價還可能上漲，名義GDP增長率或許要稍高於實際GDP增長率，但年平均增長率也恐怕難達3%。

　　第二個目標，“2015年國家與地方基礎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與2010年相比減半，到2020年實現盈餘”。這一目標根本不能實現，現已有定論。2013年8月日本財務省對基礎財政平衡前景進行了測算，設定了兩種情景：其一是“三支箭”都發揮應有作用，經濟實現再興的情景，即年平均實際GDP增長率為2%，平均名義GDP增長率為3%，即便是這種情景，到2020年日本的基礎財政也仍有6.6萬億日元即2%左右的赤字。其二是參考情景，國內外經濟都處於比較緩慢的增長狀態，即年平均實際GDP增長率為1%，平均名義GDP增長率為2%，這種情景下，基礎財政將有3%左右的赤字。2014年7月，財務省再次進行測算，其結果是即使是在第一種情景下，再附加如期在2015年10月將消費稅率從8%提高至10%的條件，2020年國家與地方基礎財政仍將是1.8%的赤字，也不可能實現盈餘的目標。而現在安倍已決定將調高消費稅率推遲至2017年4月，這樣就連2015年基礎財政赤字比2010年減半的目標也將化為泡影。延期提高消費稅率，使人們更難看到日本重建財政的希望，鋻於此，穆迪公司又將日本長期國債從Aa3下調至A1，與捷克同水準，標準普爾公司也將日本長期國債評級調為負面，惠譽國際也考慮將日本國債從A+調至負面。

　　此外，“安倍經濟學”還確定了“每人平均名義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速超過3%，進而實現十年後每人平均名義國民收入增加150萬日元以上”、“勞動生産率每年提高2%以上，使工資上漲快於物價上漲速度”、“利用FTA的貿易比率從現在的19%提高到2018年的70%”、“到2020年將外商對日直接投資額翻一番（35萬億日元）”等20多項具體指標，但基本停留于口號，缺乏實際措施，而且要實現這些指標的基本前提是年平均名義經濟增長和實際增長率分別達到3%和2%，而一旦這一前提落空，其他所有的目標都是鏡花水月。

　　 二 “安倍經濟學”挫敗的原因

　　“安倍經濟學”之所以遭受重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從調控經濟的手法來看，沒有擺脫量寬政策和凱恩斯主義的套路，更為關鍵的是“安倍經濟學”存在嚴重的理論缺陷。另外安倍並沒有將主要精力用於發展經濟，也成為沒有實現其政策目標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政策內容無新意，治標不治本

　　“安倍經濟學”並不是什麼具有創新理論體系的經濟學，更多的是出於政治上的需要而提出的急功近利的應急性政策，其核心無非就是超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並無新意可言。

　　第一支箭“量寬貨幣政策”，其實日本一直在做。早在1999年，日本就開始實行零利率政策，由於傳統工具的利率杠桿失靈，從2001年起不得不使用非傳統的“量寬”貨幣政策。安倍的貨幣政策與前任相比，不過是更激進一些而已。原來央行的量寬幅度較小，只購買國債，而現在推行的QQE，不過是除購買國債外也購買少量商業債券，但主要還是國債。然而，史無前例的量寬政策，雖然推高了股市，但並沒有波及實體經濟，沒有獲取預期的“資産再分配”效果。據日本央行的“資金迴圈統計”顯示，2014年3月末企業等民間非金融法人的現金及存款餘額為232萬億日元，增幅為4.1%，而貸款餘額僅增長1.0%。另外，截至3月底的一年間銀行存款增加了31萬億日元，但貸款只增加了11萬億日元，這説明有20萬億日元仍滯留在銀行。量寬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將家庭和企業所持有的資金轉移到設備投資和積極的資産運用當中去。很顯然，這一“資産再分配”目標並沒有達到。目前日本市場並非缺乏資金，20世紀90年代以來，企業儲蓄一直處於上升趨勢，企業資金豐富，而且産能過剩，苦於找不到合適的投資對象。因此，流動性再大也未必帶來應有的實體經濟效果。

　　第二支箭“靈活的財政政策”，本質上還是凱恩斯主義，無非就是擴大政府開支，以期刺激經濟增長。日本官方對於“靈活的”這一定語的解釋是“必要時迅速採取應對，但同時還要求對維護財政規律也加以注意”。亦即根據經濟形勢變化，政府的財政投資應當是“有放有收”，但安倍上臺之後，只見其放，而未聞其收。但是，由於公共投資的乘數效果越來越小，實際收效甚微。據統計，日本在高速增長時期公共投資的乘數效果為2～3倍，上世紀90年代降為1.4倍，而2010年以後僅為0.8倍左右，也就是説投資效果已小于投資額。例如，2012年度補充預算投入的13萬億日元中央財政投資，本應在2013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到位發揮作用，但卻絲毫沒有見效，鉅額的政府投資並沒有擋住經濟下滑。

　　第三支箭“長期增長戰略”，集中體現在2013年6月發表的《日本再興戰略》當中，其內容涉及諸多日本長期的經濟結構性改革的問題，但許多並不是安倍任內最先提出來的。例如財政重建、放鬆規制、促進民間投資、提高女性及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率、積極使用年輕人才、創造新市場和推進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等等，在日本政壇已經喊了20多年。2014年6月出臺的《日本再興戰略（修訂版）》基本上是對《日本再興戰略》的重復或強調。該文件強調要對企業所得稅制、農業、就業和醫療等“堡壘”領域進行改革，提出了近百項政策，但缺乏具體措施，基本都停留在不切實際的空洞口號上。

　　以上不難看出，“安倍經濟學”並無新意，不過是“新瓶裝舊藥”，這些“舊藥”過去沒有治好“日本病”，今後自然也難以期待。經濟學的理論告訴我們，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就是短期政策，對長期性結構性問題不起作用，取得短期效果後自然要失靈。況且，在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帶來的短期效果消失之前，長期經濟政策並沒有及時跟進，貽誤了戰機。

　　（二）“安倍經濟學”理論上的缺陷

　　安倍及其智囊對通縮成因出現明顯誤判。實際上，影響物價的真正因素是工資水準的低下，而工資提高與否並不是由貨幣供應關係所決定的。“安倍經濟學”的出發點是通過提高通脹率來刺激民眾的消費慾望和行動，寄希望於人們的心理作用。實際這種做法是本末倒置。道理很簡單，收入不增加，手中沒錢，即使有購物慾望也是枉然，這正是通貨緊縮的根本原因。其傳導機制是：工資不增長甚至下降→消費減少→商品滯銷→物價下跌，可見通縮的原因來自工資減少，而不是流動性減少。從國際比較也可以得到證明，自1995年以來日本的工資一直處於慢性下降狀態，而美國和歐洲則一直處於上升狀態。這就是近十幾年來為何只有日本陷入長期通縮，而同樣的發達國家美國和歐洲各國卻沒有發生通縮的原因所在。私人消費約佔日本GDP的近六成，收入上升是擴大私人消費的基本前提，物價上漲而工資不隨之上漲，意味著實際工資的下降，必然會使百姓生活水準降低，最終導致消費更加疲軟。

　　（三）安倍上臺後並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經濟方面

　　眾所週知，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特別是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和東日本大地震的強烈衝擊，使本來就舉步維艱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安倍上臺後理應將恢復經濟和處理福島核電站事故放在首位。然而，他卻採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而且對其經濟發展有害的行動。在國內處心積慮地想要“修憲”、解禁集體自衛權，對外大搞所謂“積極和平主義”，執政僅僅兩年時間，歷訪50多個國家，特別是在領土問題、歷史問題上不斷地刺激與挑釁中國，使中日關係跌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最低點，導致中日經濟關係嚴重受損。2012年中日貿易下降3.9%，2013年下降5.1%，其中日本對華出口下降8.7%。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對日本貿易總額以及貿易平衡的影響舉足輕重。如果2013年對華出口不是下降8.7%，而是上升8.7%甚至更高，那麼日本的貿易收支狀況就可以大大改觀。不僅如此，由於外需的增加，對GDP增長的拉動也會擴大，自然會加快日本經濟復蘇的步伐。再比如，如果安倍將更多的精力用在福島核事故的處理上，並取得一些實質性進展，就有可能減輕國民對核電的恐懼，若能得到國民的諒解就能夠早日使被確認為安全的一部分核電站重新啟動，這樣就會大幅度減少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的進口，改善貿易平衡，同時也會緩解國內電力漲價壓力，減少企業的生産成本和國民生活負擔。再比如，安倍為了更長時間執掌政權，只考慮自身的政治生命，不顧國民的反對，恣意提前解散眾議院，進行大選，耗資高達631多億日元，如果這些資金用於解決福島核電站事故或用於解決因此而背井離鄉的12萬難民的困境，一定會産生更大的正向效果。

　　總之，安倍上臺後曾一再聲稱要將發展經濟放在首位，但事實並非如此。該做的不去做，不該做的全做了，從某種意義上講，恰恰是安倍自己毀了“安倍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