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來翻看微信，經常能看到“如果某某有朋友圈”的段子，雖為杜撰，卻也有趣。以“朋友圈”的視角看近代文人史事，有時也能找到一些不一樣的感覺。新文化運動的大將、著名學者錢玄同的朋友圈就是如此。

　　錢玄同1887年9月12日，逝于1939年1月17日。他所研究的文字音韻之學雖然冷僻，但他其實是個活潑、健談的人。和現在很多人一樣，聚餐是他和朋友交往的重要內容。翻看錢玄同日記，幾乎天天都有“賞飯”、“騙吃”的記載，“吃跡”遍佈鴻運樓、稻香村、太和春、德國飯店等各大飯館。要是錢玄同有手機，估計也是個“曬吃”大戶，鬱達夫、周作人、馬裕藻等文壇學界大佬，大都能在老錢發的動態裏找到自己的身影。

　　不過，細心的人也會發現，在錢玄同“朋友圈”裏互相點讚的，其實總是那麼幾個人，且大都是在日本章太炎文字學課堂上的少年同學。透過錢玄同的朋友圈，新文化運動大幕之一角被掀起，讓人發現隱在幕後有一個小“朋友圈”，這就是章門弟子群。周作人曾説，東京民報社裏聽講的太炎弟子，後來成了中國各大學文字學教學的源泉，很有勢力。1932年2月，章太炎北遊講學，“章門群”大大活躍了一番，錢玄同更對老師鞍前馬後，執禮甚恭。

　　但在“章門群”裏，也有與錢玄同關係不佳者，魯迅就是一個。錢玄同和魯迅的關係本來不錯。在日本做同學時，因為錢話多好動，魯迅給他起了個綽號“爬來爬去”，在給周作人的信中，魯迅戲稱錢玄同為“爬翁”，足見其親近。錢玄同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日記裏，也經常有拜訪周氏兄弟的記錄，有時還談到半夜，可見有較多共同語言。

　　魯迅加入新文化運動陣營，其實有賴於錢玄同之督促。1922年，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説，因為一個叫金心異的朋友的勸説，才有了《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金心異”就是錢玄同。1925年，在《阿Q正傳》的俄文版序中，魯迅更明確説，做小説是因為“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這個故事，在錢玄同的回憶中也能得到印證。他説，自己當時在為《新青年》搖旗吶喊，覺得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就竭力慫勇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弟弟周作人很快交了作業，哥哥周樹人卻一直不動筆。他就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於是才有了《狂人日記》。

　　但沒過幾年，兩人卻漸行漸遠。魯迅對錢玄同“酷評”不斷。1929年的一封信裏，他用“胖滑有加，嘮叨如故”八個字形容錢玄同。1932年所作《教授雜咏四首》中的一首，“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何妨賭肥頭，抵擋辯證法。”針對的就是錢玄同當年所謂“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應該槍斃”的“高論”。1935年的《死所》一文又辛辣地諷刺了因聽説有教授在教室中風死去而不再上課的錢玄同。

　　錢玄同對魯迅也是“毒舌”頻吐。看過魯迅的《三閒集》《二心集》後，他在日記中記下，“實在感到他的無聊、無賴、無恥。”錢玄同對《準風月談》的評價也很低：“總是那一套，冷酸尖酸之拌嘴，罵街，有何意思。”讀了孔另境編的《中國小説史料》後，又在日記中説，“據説（孔另境）為魯迅大弟子之一，鄭振鐸序此書大恭維一番。”“殊可笑”，“孔氏此書極為簡陋也”。其時，魯迅已經去世，足見錢氏恨烏及屋之心。

　　那麼，究竟是什麼讓錢玄同和魯迅互相拉黑呢？魯迅去世後沒多久，錢玄同寫了一篇追念文章。彼時，兩人已交惡，錢寫這篇文章的緣由，在他的日記中可找到一點線索。錢玄同説，“我因為青年們吹得他簡直是世界救主，又因有《世界日報》訪員宋某電詢吾家，未見我，而杜撰我的談話，我極不願，因作《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憶及略評》。”看來，錢玄同這篇文章，為自己辯誣的用意大於對亡友的紀念。在文章中，錢玄同將魯迅的缺點歸為三點，一是多疑，二是輕信，三是遷怒，這三點，好像全屬性格因素。但兩人交惡又似乎不能全部歸咎於性格。

　　魯迅寫于1933年的《我怎麼做起小説來》給我們新的啟發。文中説：“《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裡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説最著力的一個。”督促魯迅寫小説，陳獨秀確實頗為上心。1920年3月，他在寫給周作人的信中説，“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説，請先生告訴他。”但這都是《狂人日記》發表之後的事。魯迅走上新文學道路的第一推動力，還是來自錢玄同。而且，在此前的文章中，魯迅也是這麼説的。

　　1933年，被共産黨除名的陳獨秀正因所謂“叛國”而坐國民黨的牢。而魯迅此時不提錢玄同而舉陳獨秀，應非一時疏忽。魯迅曾對比過陳獨秀和胡適：“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裏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魯迅還曾不無傷感地説過，《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只有他自己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或許，直到離世，魯迅的心依然停留在那個早已解散的新文化運動朋友圈。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因獨立思考而既不容于共産國際，又不容于國民黨的“終身反對派”陳獨秀，顯然比退隱于書齋的錢玄同，離魯迅的心要更近一些。我以為，或許這才是真正把錢玄同和魯迅隔開的那堵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