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講到“三味書屋”的牌匾下挂著一幅畫，“畫著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樹”者，諧音“書”。“古樹”者，古書也；“鹿”者，祿也。“鹿”而“肥”，高官厚祿也。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科舉時代讀書無非就是富貴的敲門磚，説得好聽一點，叫“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説得難聽一點，還不就是當官發財。

　　此種借音取義的“寓意畫”自非中國藝術的主流，但在民間卻廣有市場。古希臘的伊索老頭因蝙蝠“似鳥非鳥”“似獸非獸”而賦予其“騎墻”性格，在西方可謂受盡奚落；然其在中國卻可因其名字中“蝠”與“福”的諧聲關係獨享一份尊榮。大戶人家門廳上的浮雕往往有五隻蝙蝠，寓意“五福臨門”也；年畫上畫一隻蝙蝠與桂花數點，“福增貴子”也；把多只蝙蝠刻在多只壽桃上，“多福多壽”也……

　　周氏兄弟早年在紹興鄉間即沒少受此種民間藝術“精神”的濡染。周作人《苦茶隨筆》裏有一篇《畫廊集序》，講到北方的年畫，南方謂之“花紙”，其幼年見到的花紙裏，極有好些寓意畫的內容，“譬如松樹枝上蹲者一直老猢猻，枝下挂著一個大黃蜂窼”。知堂沒有交代這幅“花紙”的寓意，當然是因為中人之資便可一望而知，不值得多費筆墨：蜂者，“封”也；猢猻即猴，而猴者，“侯也”。合在一起即是拜相封侯，大富大貴之意也。

　　“寓意畫”或可勉強解作“勞動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但究其實卻是前現代“巫風”之遺留。胡適1928年寫有《名教》一文，胡氏引《禮記·儀禮》“名，書文也，今謂之字”，釋“名教”為“崇拜寫的文字的宗教”，“信仰寫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豆腐店老闆夢想發大財，便請村裏的王老師寫副門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這也可以過過發財的癮了。王鄉紳也有他的夢想，於是也寫了副門聯“總集福蔭，備至嘉祥”。胡氏所舉例子中尚有濟南事件發生後，街上到處是標語，有寫“槍斃田中義一”的，有寫“活埋田中義一”的，有寫“殺盡矮賊”而把“矮賊”兩字倒轉來寫，“矮賊”倒寫，“矮賊”也就算打倒了。這些和時下某些“愛國”志士在車屁股後貼“殺到東京去”，屬“其事固異，其理則同”類。若依胡適對於名教的解釋，借音取義的寓意畫實為拐了點彎兒的從而也就不那麼質樸的“形象”化了的名教思想而已。

　　寓意畫因其既淺且俗，如前述並非中國藝術的主流，但若説對主流藝術精神毫無影響，也並不是實情。前陣子在某鑒寶類節目上得睹民國時期畫壇名宿汪榕先生的一幅花鳥立軸，畫面上有石榴，石榴多子，寓意“多子宜男”；石榴上棲息的鳥為白頭翁，寓意“白頭偕老”，這幅畫顯明是汪老為某戶人家結婚誌喜而畫，至於是因為迫於生計，還是為了友情難卻，不得而知；有意思的是，汪老的畫下款一般署其字“慎生”，這幅卻署的是“汪榕”，專家的解釋是，結婚是喜慶的事，你讓人家“慎著點生”，那成什麼話！可見即使是名家，書齋之內可以如何風雅、高蹈，到應付民間的人情酬酢，還是不得不向此種既淺且俗的“藝術”風尚低首妥協。錢鐘書短篇小説《貓》裏，陳俠君的伯父，有名的國畫家，即憑此技藝在上海灘立腳，比學洋畫的陳俠君活得滋潤多了。銀行經理讓他給畫幅中堂，要切銀行，要口彩好，還不能俗氣露骨，他便畫一棵荔枝樹，結滿了大大小小的荔枝，題曰“一本萬利圖”。他畫的最多的還是“幸福圖”：一株杏花，五隻蝙蝠，題曰“杏蝠者，幸福諧音也；蝠數五，諧五福也”。

　　寫到這裡我在想，若給現在的中小學，尤其是高中的教室挂一幅畫，既要切題，又要口彩好，還不能俗氣露骨，畫什麼好呢？我看莫如畫一棵柏樹，柏樹上蹲一隻青蛙。至於寓意，我想也是明眼人便可一望而知的。章太炎先生早年講“俱分進化”，即謂好的東西在進化，壞的東西也在進化。這些年教育確是在發展，可“發展”的往往是它的狹隘！先前還只強調升學數（率），後來開始講本科數（率），現在在很多地方已經狹隘到只以考取兩所所謂名校數（率）衡量一所學校一個地方的辦學實績。那麼多官員虎視眈眈向這個數字裏要政績，此所以現在的教育亂象叢生，怪象迭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