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筆

　　70年後，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回憶父親病重的日子時，總會想起為當代文豪的家庭帶來些許歡樂的女作家，她就是蕭紅。海嬰寫到：“1936年的大半年，我們的日子是在憂喜交錯之中度過的。父親的健康狀況起伏很大，體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裏的氣氛總與父親的健康息息相關。”可以想像，這段時光給一個七歲小孩帶來的壓抑和沉悶。幸好有蕭紅。

　　蕭紅和她當時的丈夫蕭軍來做客時，魯迅總是會下樓，一邊和他們交談，一邊參觀蕭紅的做飯手藝。蕭紅拿手的是包餃子和“合子”，這些北方飯食一眨眼工夫就熱騰騰地上了桌。在年方七歲的周海嬰眼中，“簡直是‘阿拉丁’神燈魔力的再現”。“尤其是她那蔥花烙餅的技術更絕，雪白的面層，夾以翠綠的蔥末，外黃裏嫩，又香又脆。這時候父親也不禁要多吃一兩口，並且讚不絕聲，與蕭軍、蕭紅邊吃邊談，有説有笑，以至於壓在大家心頭的陰雲似乎也掃去了不少。”

　　許多年之後，已步入老年的周海嬰依然記得，“我小小的心靈裏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他們能夠常來，為我們帶來熱情、帶來歡快。”

　　也是在這一年，魯迅病逝，當時蕭紅在日本。後來，蕭紅寫了一篇長文《回憶魯迅先生》，多次寫到周海嬰，這個幾十年後依然記得她烙的美味蔥花餅的孩子。“海嬰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裏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頭髮或拉我的衣裳。為什麼他不拉別人呢？據周先生説：‘他看你梳著辮子，和他差不多，別人在他眼裏都是大人，就看你小。’許先生問著海嬰：‘你為什麼喜歡她呢？不喜歡別人？’‘她有小辮子。’説著就來拉我的頭髮。”

　　在這篇文章裏，她還用不少筆墨寫了許廣平。“許先生對自己忽略了，每天上下樓跑著，所穿的衣裳都是舊的，次數洗得太多，紐扣都洗脫了，也磨破了，都是幾年前的舊衣裳，春天時許先生穿了一個紫紅寧綢袍子，那料子是海嬰在嬰孩時候別人送給海嬰做被子的禮物。做被子，許先生説很可惜，就揀起來做一件袍子。正説著，海嬰來了，許先生使眼神，且不要提到，若提到海嬰又要麻煩起來了，一要説是他的，他就要要。”

　　我估計，回憶魯迅的文章恐怕不比魯迅本人的作品少。不過，寫魯迅而用如此大量筆墨寫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和孩子的，卻似乎只有蕭紅。這大概是因為，在圍繞魯迅身邊的激昂慷慨者中，真正融入魯迅生活的，也只有蕭紅。雖然此時他們之間的交往不過兩三年。但你必須相信，人與人之間精神的吸引不在相識之久暫。五祖弘忍選中六祖惠能做接班人時，兩人相處也不足一年。

　　據説，蕭紅曾把《回憶魯迅先生》的稿子給後來的丈夫看，後者代筆寫了一段附記：“右一章係記先師魯迅先生日常生活的一面，其間關於治學之經略，接世之方法，或未涉及。將來如有機會，當能有所續記。”殊不知，不論是當年蕭紅回憶魯迅，還是日後海嬰回憶蕭紅，其價值恰不在所謂“治學之經略，接世之方法”。就像五祖斷不會拿某部經義來考問六祖一樣。

　　魯迅是先知式的思想家，又有些孤僻。他自己説，“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先知而加之孤僻，朋友當然不會多。這和“我的朋友”遍天下的胡適之正好相反，而頗有些像他的老師章太炎，以“太炎弟子”自居的人極多，以“魯迅學生”自居的人也不少，但大多為拉大旗做虎皮之徒，真當得起魯迅門徒的，蕭紅算一個。

　　魯迅譽蕭紅為“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稱《生死場》為“當代女作家所寫最有力的小説之一”。但蕭紅在文學史上卻處於尷尬的地位。由於知識和權力的糾葛，人類社會的歷史敘述往往有AB面，這本不奇怪。中國現代文學史的A面，有冰心、丁玲，在B面，我們找到了張愛玲，或許還有以林徽因為代表的“民國才女”們。但翻遍A面和B面，也無法找到蕭紅的蹤跡。

　　蕭紅的不受待見，或因為流亡異鄉又所托非人，沒有顯赫殷實的娘家，沒有功成名就的夫婿，使她似乎總處於“饑餓”狀態，不論是物質上還是心理上，而這一點，至今為人嘲弄；又或因為她不屬於任何黨派，沒有參加什麼團體，沒有自己的“圈子”，讓善貼標簽者無處下手。她的作品很早就獲得稱讚，但她的寫作更多是帶有自傳性質的情感傾瀉，她用私人經驗袒露一顆不被“收納”的靈魂，而文學史書寫的重要功能恰恰是對過往文學現場的“收納”。這就是蕭紅的偉大和悲哀。

　　既然文學史無法提供坐標，我們如何理解蕭紅呢？實際上，通往蕭紅的道路只有一條，這就是魯迅。蕭紅和蕭軍初到上海，“連天看起來也是生疏的！”他們把自己的夢想，或許還有生存，都寄託在魯迅身上。蕭紅曾回憶説：“我們剛來到上海的時候，另外不認識更多的一個人，在冷清清的亭子間裏，讀著他的信，只有他才安慰著兩個漂泊的靈魂。”魯迅，是蕭紅與世界的紐帶。魯迅離世後6年，蕭紅死於香港，留下遺囑：希望葬在魯迅先生墓旁。她的願望始終沒有實現，似乎暗示著了她與這個世界的疏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