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下令魏徵等大臣編撰了一部《群書治要》，其中收錄的東漢班固所著《漢書》裏有這樣一段話：“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意思是説，自周成王、周康王以來，已近千年，治國理政者一個接一個，但太平盛世不復出現，原因何在？主要是目無法度而任意妄為，奢侈盛行而仁義廢弛。

　　很難考證這段話是否觸動過當年的李世民，但是《群書治要》這部書曾深刻影響了他長達23年的治平之道，包括為史家稱頌不已的“貞觀之治”乃至整個“盛唐氣象”，則是確鑿無疑的。《群書治要》選錄的《漢書》等名著中，有關修為、崇儉、養德、求諫、制權等方面的至理名言無不閃耀著先賢思想的不朽光芒，即使是當下對於我們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背景下構建新型政商關係，也依然不無認識價值和警示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出重拳遏制腐敗現象的蔓延勢頭已在相當程度上調整著扭曲的政商關係。從接二連三曝光出來的“大老虎”以及小官巨貪等逐臭“蒼蠅”，我們從中可形成一個概念：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其實是一種腐敗常態。而這種腐敗常態，一般以行政側為主導，私相授受，誘發營商側賄賂成風，潛規則便是“給錢辦事，不給錢不辦事”“有‘表示’、有‘面子’，才能拿批文、蓋章子”“倘若不打點，審批沒時點”……甚至演變為明目張膽地公開索賄，這必然導致政商關係走向畸形。其嚴重後果之一，就是誘使或迫使民營企業比拼攀附權力、比拼找關係走門路，為短期行為而奔忙，而不是比拼打造品牌的長期努力、比拼腳踏實地全神貫注地創辦一流企業，久而久之，彌足珍貴的企業家精神也會隨之頹廢、渙散甚者沒落。

　　構建新型政商關係，不僅要求政商雙方各盡其能、各盡其責，而且還要求各守本分，堅守法律底線和道德底線。但是，在扭曲的政商關係中，如同營商側傾向於“炫富”一樣，行政側則傾向於“炫權”。比如，一個靠國家救濟的貧困縣，所蓋政府辦公樓居然可酷似白宮模樣，這不是向社會公眾炫耀權力令人仰其鼻息又是什麼？在奢侈消費氾濫一氣的那段時期，曾流行一句話，叫做“大款不如公款”，隱含的就是“有錢任性、有權更任性”的優越感。高壓反腐後，“懶政”現象出現。從亂作為到不作為，諸如“上班養神，下班精神”“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盡力”“不貪不佔也不幹”以及“在崗不在狀態、在位不在作為”等等，其實都是另一種消極狀態的“炫權”，是另一種“任性”。這種“任性”的骨子裏還是逃不脫對中飽私囊的貪戀，對窮奢極欲的傾倒。

　　且看前些年，那一桌桌豪華宴席、一場場花天酒地，擺譜復擺闊，由何為之，又何以為之？戴名貴表、著名牌裝、出入高檔娛樂場所……不知何時已成不可或缺的尋常“體面”事？遼寧撫順有位“土地奶奶”，握有“正科級”的一點權力，就肆無忌憚到了長期截留、私吞徵地款的地步，完全喪失了原本作為人民公僕而應有的仁義公德。而她佔有房産20多處，其保險箱裏放置各種財寶共計5000多萬元，還酷愛豪華轎車等，則非常典型地説明反“四風”將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囊括其中是多麼具有現實針對性。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往往是握權者尤其是炫權者們價值觀、人生觀的一種必然取向，是侵蝕健康政商關係的病根、病源所在，由此出發，就難免驅使權力尋租變本加厲、利益交換甚囂塵上，進而使政商關係乃至整個社會的道德風尚瀕於敗壞。此即所謂“奢侈行而仁義廢”也！

　　同樣被《群書治要》收錄其內的三國桓范所著《政要論》和南朝齊史學家臧榮緒等所著《晉書》，都論及崇儉戒奢的重要意義。前者曾引用孔子名言“以約失之者鮮矣”（因儉約而失敗的極為罕見）和西漢戴聖《禮記》所言“欲不可縱”（慾望不可放縱）展開論述，稱“修身治國也，要莫大於節欲”，“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于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於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桓范還舉例説，堯舜所住之處，門前只有三級土臺階，夏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鹿皮衣服；大禹宮室低矮，飲食微薄。這幾個帝王，並非不喜好物質優渥，而是特別崇儉（“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他們對百姓徵稅少、役勞少，而培植的物産多、興辦的利民之事多，所以家家自給有餘，人人豐衣足食，國庫積蓄富足，“仁義興而四海安”。後者則用警儆之語大聲疾呼，“儉，德之恭也；奢，惡之大也”（節儉是最可恭敬的美德，奢侈是最為嚴重的惡行）。可見，在他們看來，為官節儉是修身治國之要，而仁義興廢與否多半要看為官者們能否約束私欲；從源頭上説，甚至一個國家的安危得失也維繫于儉奢節縱之間。封建時代的士大夫們都有這般見地，何至於現在的政務環境中還有那麼些人依舊飄飄然、昏昏然，醉心於追求珠玉珍玩、袞袞華飾、斂財斂物、豪宴排場等等？

　　構建新型政商關係，當然不能僅僅局限于道德層面的批判或説教，而應多管齊下綜合治理，比如必須將其納入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即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係這一大框架中統籌設計，必須重塑法治信仰、加快法治中國建設步伐等等；即使在道德層面，也不能將提倡節儉極端化或偏激到居陋室、穿襤衫、食無肉、出無車……更不能僅僅呵責于行政側存在無仁無義或道德淪喪現象，而對營商側出現的無良不端行為不予制止和聲討。然而，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水準現代化的高度來看，提高各級政府官員反腐倡廉、反奢倡儉的道德水準和自律要求，暢行儉約治國精神，對於調整和優化（凈化）政商關係，或者構建新型政商關係而言，仍然是不可替代的，甚至是至為關鍵的。現在，人們已普遍形成共識，即“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但與此同時還應引導“要將慾望限于儉約的框子裏”。如同治理貪腐不僅要做到“不敢貪”，還應做到“不想貪、不能貪”一樣，也如同治理懶政不僅要做到“不敢懶”，還應做到“不想懶、不能懶”一樣，構建新型政商關係，一方面必須加強制度建設，以完善法治為根本保障，另一方面也要加強各方面尤其是各級政府官員的道德約束，喚醒良知，厲行節儉，不貪圖那些有礙身心健康的過度娛樂和享受，進而杜絕向企業吃拿卡要尋租索賄，知恥而收斂收手，方可奏效。

　　曾將《群書治要》作為“枕邊書”而百讀不厭的李世民，從中悟出過兩個字，即“簡靜”，並將此認定為執政之要。簡者，儉也；靜者，凈也。他説：“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克己自勵耳”；“夫君者，儉以養德，靜以修身。儉則人不勞，靜則下不擾。”這就是説，必須用簡約儉樸之道涵養德行，用淡泊靜遠之方修煉品性。所謂“簡靜”，無非就是簡儉而清靜，就是凈化心靈，就是節制修心，就是安分守己，就是不要讓權力之手輕舉妄動，就是勿使心中的慾望無度放縱。一言以蔽之，就是必須戒懼于“奢侈行而仁義廢”，以免讓膨脹的私欲吞沒美好的道德修養，漸漸陷入亂性敗德、背仁廢義的池沼不能自拔，最終滑向災難的深淵。

　　倘若我們人人都能夠戒懼于“奢侈行而仁義廢”，力行崇儉戒奢，追求“簡靜”的內心世界，恪守嚴正的道德秩序，為官如此，為商亦如此，那麼，何愁新型政商關係不能儘早構建起來？

　　（作者係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