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末年，江蘇出了兩位知名巨商，一位是南通張謇，另一位則是常州盛宣懷。在當年，無論是做官還是經商，盛宣懷都遠比張謇出色，但是就現在的知名度而言，盛宣懷不如張謇遠矣。其中的緣由，值得當今的民營企業家們深思。

　　十多年前熱播的歷史劇《走向共和》，較為全面地向觀眾展示了盛宣懷的形象——他以李鴻章幕僚的身份出場，協助李鴻章辦理洋務。與劇中張謇的書生意氣的形象相比，盛宣懷顯得更為圓滑、世故。事實上，歷史中的盛宣懷也確為清末洋務派代表人物，他被譽為“中國實業之父”和“中國商父”，創造了11項“中國第一”。

　　盛宣懷在歷史上的定位是官商，是清末“亦官亦商”的代表人物。他沒有科舉出身，不像張謇那樣擁有狀元的頭銜，但無論為官還是為商，盛宣懷都得心應手、遊刃有餘。《走向共和》中，盛宣懷出場後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接手漢陽鐵廠，將其由“官辦”改為“官督商辦”。這件事，是盛宣懷官商身份的集中體現，也是他官商理念的一個縮影。

　　漢陽鐵廠由清末名臣、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鐵廠創辦之前，張之洞特意與時任中國電報局和輪船招商局督辦的盛宣懷見了一面，向後者請教辦礦經驗。其時盛宣懷已有五年辦礦經驗，面對張之洞來訪，盛宣懷談了幾條經驗，其中一條便是鐵廠須“官督商辦”。奈何清流出身的張之洞以“商人辦廠皆為自己謀私利”為由，對盛的建議置之不理。

　　歸鄂之後，張之洞採取“辦衙門的方式”辦起了漢陽鐵廠，各層管理人員依照候補官員的級別任命。在當時的體制下，如此辦廠的結局可想而知——1896年，盛宣懷從張之洞手中接過漢陽鐵廠時，該廠負債已經高達500萬兩白銀。官辦工廠人員不懂洋務，行政效率低下，廠中裙帶之風嚴重，即便張之洞本人，在當初購買英國高爐時，不顧英國人“必須將鐵礦、焦煤進行化驗，並須將礦量、地點及距離詳細説明，方可計劃”的提醒，隨意購買不合適的高爐，並在煤炭産地未定時就開工建廠，導致煉出的産品不合格，且因為運輸成本高而虧蝕甚多。

　　盛宣懷接辦漢陽鐵廠後，招募商股，進行改制，將漢陽鐵廠由“官辦”改為“官督商辦”，並改漢陽鐵廠為總廠，委任輪船招商局會辦鄭觀應為總辦，著手改造、擴充漢陽鐵廠。針對漢陽鐵廠缺乏燃料、産品品質低劣等問題，首先派委員協同外國礦師沿長江上下蒐求鑽試，尋覓佳煤，結果覓得萍鄉煤礦，遂向德國洋行借400萬馬克作為資本，開辦萍鄉煤礦，解決燃料問題。同時，奏派郎中李維格出國考察鋼鐵，求取煉鋼新法，以提高産品品質。李在考察歐美鋼鐵工業的同時，找到了鐵廠産品品質低劣的原因。盛宣懷於是購置新機爐，全面改造鐵廠。經過改造、擴充的漢陽鐵廠，成為東亞“第一雄廠”。更為關鍵的是，在盛宣懷的努力下，清廷成立了鐵路總公司，並令全國所需鋼鐵須向漢陽鐵廠購買，且批准減免厘稅5年，解決了鐵廠的産品銷路問題。

　　從改造漢陽鐵廠一事可以看出，盛宣懷不僅借助了資本優勢，同時也借助了他的官場資源。與張謇辦大生紗廠的千難萬難相比，盛宣懷在官商兩界可謂長袖善舞。

　　與盛宣懷同時代的胡雪岩，雖然是盛宣懷的死敵，但兩者其實都是“紅頂商人”的代表。在經營實業的道路上，張謇無意于官場，而胡、盛則選擇依附於官場。雖然盛宣懷的歷史功績不能抹殺，但我們也應當看到，在胡雪岩與盛宣懷的身上，商人的獨立性很難尋覓——胡雪岩依附於左宗棠，盛宣懷則依附於李鴻章，每創辦一個洋務企業，盛氏“皆有虛股若干以饋鴻章，故鴻章倚之若左右手”。商人將自己的命運跟官場權力緊緊捆綁在一起時，固然可以收割超級紅利，但一旦官場重新洗牌，他們的路也就到頭了——李鴻章鬥倒了左宗棠，便授意盛宣懷整垮了胡雪岩；而盛宣懷後期也因為在“鐵路收歸國有”事件中中飽私囊，引發四川保路運動，遭清廷革職。

　　站在晚清這個“歷史的拐彎處”，胡雪岩與盛宣懷只是隨波逐流者，張謇跟他們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他具有胡、盛並不具備的社會情懷與政治自覺。在清末新政中，張謇實實在在經營家鄉南通的自治，“對於政府官廳無一金之求助”；在立憲運動中，張謇也是一名積極的推動者與參與者。今人對張謇的追思遠勝於盛宣懷，不是沒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