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匆匆，轉眼2014年已接近尾聲。這一年總有一些事，讓人記憶深刻久不能忘，也許是對埃博拉疫情的震驚，也許是對轉基因食品的質疑，也許是對馬航機上同胞的惦念……年終歲末，讓我們再次回顧這一年裏的那些熱點事件，記住一些經驗和教訓，留下一些思考和探究。

　　埃博拉疫情引發全球性恐慌

　　埃博拉病毒給2014年的地球村留下了深深的傷痕。始於2014年2月的此次埃博拉疫情，比之前發生的所有這種疫情加在一起還嚴重，在短短數月內重創了獅子山、賴比瑞亞、幾內亞等非洲國家，並波及美國、西班牙等歐美國家，一度引發全球性恐慌。

　　埃博拉是一種十分罕見的病毒，能引起人類和靈長類動物産生埃博拉出血熱，致死率在50%—90%，致死原因主要為中風、心肌梗塞、低血容量休克或多發性器官衰竭。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截至2014年12月，全球累計出現埃博拉感染和疑似病例近2萬人，死亡人數超過6000人。

　　埃博拉疫情在上世紀70年代首次暴發。近40年過去了，科技日新月異，為何人類應對這種多年前就已出現的傳染病仍然左支右絀，難以應付？

　　首先，戰亂、貧窮、醫療設施不完善、衛生知識不普及等是疫情蔓延的“幫兇”。西非疫區國家有的剛剛走出戰亂，有的社會還不穩定，但普遍面臨的困難是基本醫療服務尚未普及。其次，因為埃博拉疫情主要在非洲國家暴發，市場和利潤有限，長期以來西方醫藥巨頭對研製埃博拉藥品、疫苗以及相關研究工作缺乏興趣，導致準備不足。第三，發達國家對非洲貧困國家援助不到位。

　　雖然目前埃博拉導致的死亡人數上升趨勢正在減緩，但在疫苗和可靠的治療方法推出之前，抗擊埃博拉的戰鬥仍然在激烈進行。在非洲抗擊埃博拉的醫護人員大軍中，也引人注目地出現了中國力量。

　　埃博拉疫情讓人們看到了人類生命在致命病毒面前的脆弱；也讓全球再次意識到，在大規模、突發性的衛生事件面前，人類仍然缺乏應對的良策。

　　 馬航失聯：民航通信如何穿越盲區

　　2014年3月8日，馬航MH370客機執行從吉隆坡飛往北京的飛行任務時與地面失去聯繫。事件發生後，包括中國、馬來西亞、美國、澳大利亞、越南在內的26個國家以及相關國際組織，開展了長達數月、規模空前的搜救工作，希望能找到黑匣子或飛機殘骸等蛛絲馬跡，但始終一無所獲。與搜救工作同時進行的是對航空安全管控的反思——對於民航飛機來説，什麼才是最安全高效的通信手段？

　　來自民航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12月，全行業在冊運輸類航空器2179架，通用類航空器1633架。其中，在高原機場和國際航線上運作的重型飛機具有衛星通信系統，而在國內運作的大型飛機只具備高頻通信和甚高頻通信。

　　正如手機信號經常有盲區一樣，高頻和甚高頻兩種通信手段，對飛機的監控都有鞭長莫及的時候，飛機在跨海飛行或者在偏遠地區飛行時，都可能因為地面基站覆蓋不到而無法被地面運作控制中心掌控精確位置和實際運作狀態，一旦發生意外情況，定位和搜救將十分困難。因此，覆蓋範圍廣、可靠性高的衛星通信正成為航空公司解決地空語音通信聯繫的首要手段。

　　為有效解決飛機與航空公司運作控制中心之間語音通信聯繫和實時監控問題，民航局早在2012年12月就出臺了《航空公司運作控制衛星通信實施方案》，要求在2017年底前，我國航空公司應當利用衛星通信系統，實現每架飛機與運作控制中心之間在4分鐘內建立及時、可靠的語音通信聯繫的目標。

　　然而我國民航可選擇的衛星通信服務，目前都由國外公司提供，存在著資訊安全漏洞。中國衛通集團科技委副主任柴勇表示，應儘快發展能為民航提供服務的我國自主的衛星通信系統。

　　柴勇指出，雖然我國的北斗衛星獨具的短報文通信功能使其除了能夠導航外，還能為民航的衛星通訊提供服務。但目前來看無論是衛星網路覆蓋還是衛星通訊設備，我國都存在著一定差距。北斗衛星實現了我國及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覆蓋，但是要實現全球覆蓋還需假以時日，此外民航飛機上衛星通訊設備的製造門檻很高，除了要遵循現行標準，還要得到國際有關機構認可，但民航衛星通信涉及國家資訊安全，最終還是應該做到完全自主，可管可控。

　　轉基因論戰助推理性看待轉基因

　　2014年3月1日，崔永元公佈了赴美拍攝的轉基因紀錄片，再次讓轉基因回到輿論的風口浪尖，引發了“反轉”與“挺轉”兩派持續數月的激烈論戰。“挺轉”派提出，轉基因食品已上市多年，並沒有發現負面影響；轉基因農作物提高農業效率，提高農産品産量，可以有效對抗糧食危機，維護國家農業安全。“反轉”派提出，轉基因食品有可能存在潛在威脅，比如在吃轉基因食品的實驗鼠身上出現不良反應，甚至在美國人中也發現過敏比例提高，轉基因農作物不一定長久提高農業産量，長久種植甚至有害等。

　　儘管人們對轉基因問題觀點各不一致，但轉基因作物還是得到了迅速應用。

　　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2014年2月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現時全球轉基因作物的累計種植面積達16億公頃，這個面積大體相當於中國150%的國土面積。排名前10位的國家種植轉基因作物的面積均超過100萬公頃。中國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為420萬公頃，位居世界第六位，但不是大豆、玉米、水稻等糧食作物，主要是棉花。

　　著名植物生物學家許智宏指出，爭論“轉基因作物是否安全”沒有意義，應該具體案例具體分析。基因工程技術本身是中性的，安全與否取決於引入或修改了什麼基因。轉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取決於轉入的特定基因起什麼作用。

　　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風險評估一部主任徐海濱表示，我國參照國際同等標準制定了轉基因生物食用安全評價準則，一些方面比國際標準更嚴格。他強調，不能籠統地講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必須進行個案分析。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這場關於轉基因的論戰並非只有爭吵的唾沫，也有理性的亮色。論戰促使更多的媒體與個人開始以科學的態度看待轉基因，並由此推動了轉基因的科普，讓更多的人對轉基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或許關於轉基因的討論還會長期持續下去。

　　蘭州自來水污染拷問水安全

　　“4·10蘭州自來水苯超標事件”引起輿論一片譁然。雖然很快蘭州城區就恢復了供水，而且也查明瞭事故原因係蘭州石化管道泄漏所致，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值得深思。

　　“4·10蘭州自來水苯超標事件”揭示了一個長期以來隱而未現的真相：自來水廠的安全監測，並不是完全可信賴的，當自來水廠的源頭出現污染，水廠並沒有“固若金湯”，因此保障城市飲用水的安全必須從源頭抓起，源頭水源地也同樣應該以“最後防線”的標準來監測和治理。

　　經國家科技重大專項“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研究發現，當前我國河流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工業點源污染、農業面源污染、城市面源污染和水資源過度開發，並進而導致了好氧物質污染、有毒物質污染，河流生態功能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生境破碎和自凈能力減弱等問題。

　　與水源地污染、出廠水質監測、供水管網老化等一同被放在媒體聚光燈下拷問的，還有單一水源的供水模式與缺位的備用水源。有著362萬常住人口和近100萬流動人口的蘭州市，僅有一處位於該市西固區西柳溝的飲用水水源地。事實上，沒有開闢備用水源的城市不止是蘭州。環境保護部組織的全國地級以上城市集中式飲用水水源2010年度環境狀況評估發現，在我國314個地級以上城市中，216個城市建設了備用水源，佔68.8%，沒有備用水源地的城市還有近百個。從環保部調查結果上看，我國地級以上城市備用水源建設情況尚可，但仍存在一定問題，如因水體污染、水量不足、疏于管理等，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中國水科院減災中心抗旱管理與技術研究部主任蘇志誠指出，有條件的城市，通過加強備用水源建設，實現雙水源甚至多水源供水模式，無疑將極大提高城市飲用水安全保障系數。

　　在選擇備用水源時，應考慮與常規水源類型的不同，保障水源不會同時出現問題。為確保備用水源關鍵時刻能發揮應有作用，應協調好備用水源不同供水對象之間的用水關係，切實加強水源地和用水的管理，以保障備用水源在城市發生突發水污染等應急事件時有水可供。

　　對受自然條件限制，難以開闢備用水源的城市，蘇志誠建議，在保護好現有水源地的同時，做好應急供水預案，將應對突發水安全事件，從遭遇戰轉向有準備之戰。

　　冰桶挑戰關注漸凍症患者

　　2014年8月，起源於美國的冰桶挑戰賽在短短幾天之內風靡全球，也成為2014年熱度最高的話題之一。一桶冰水，從國外大腕澆到了國內眾多名人，這項挑戰的緣起，是要讓公眾體驗到全身被“冰凍”的感覺，關注“漸凍人”群體，為其募集善款。僅僅10多天，美國就靠這項活動募集到了400多萬美元用於漸凍症的研究和治療，中國也募集了800多萬元人民幣捐款。更重要的是，通過名人效應和社交媒體的迅猛傳播，更多的公眾開始關注和了解漸凍症這種罕見病。

　　漸凍症是運動神經元病的一種，學名肌萎縮側索硬化症，患漸凍症的人都是在清醒狀態下眼睜睜看著自己被“凍”住——不能行走、不能説話、不能吞咽，直至不能呼吸。他們最有名的病友就是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儘管很多“漸凍人”的發病原因無法明確，但目前比較公認的一些病例是由基因變異、環境因素這兩類因素造成的。

　　瓷娃娃罕見病關愛中心合作發展項目負責人孫月説，世衛組織將罕見病定義為：患病人數佔總人口0.65‰—1‰的疾病或病變。目前全球已知有近6000種罕見病。但在中國，目前尚無罕見病的官方定義。

　　由於罕見病在人群中發病率低，公眾缺乏了解，很多患者經受著醫療、教育及社會保障等多方面的歧視。且因患者少、市場小，醫藥公司並不願在藥物研發上投入，所以罕見病的醫療費用昂貴且大都在醫保範圍之外。

　　目前，全球已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先後從立法方面對罕見病用藥研發及治療方面給予了保障和支援。而孫月説，我國專門針對罕見病救助的法律還存在空白。

　　罕見病只能通過冰桶挑戰才能得到大眾關注時，反映出罕見病患者所面臨的窘境。相對於偶爾的幫助與曝光，罕見病患者可能更需要一套長期有效、可以保障生命的機制與措施。

　　APEC藍誕生反映公眾治霾希冀

　　2014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期間，長期籠罩在北京上空的霧霾消失不見，空氣品質連續多日達到優良級別。久違的藍天白雲重新出現，讓人神清氣爽。這種“反常”的天氣讓人們大感意外，也催生了一個新詞“APEC藍”，並在中國乃至全球迅速傳播。

　　然而專家指出，不能“見三天藍天就把治霾的長期任務忘在腦後”，治霾不是短跑，當前更需要強化長期意識。

　　面對嚴重的霧霾和環境問題，政府制定和實施了多項嚴厲的整治措施：北京市聚焦壓減燃煤、控車減油、治污減排，細化提出了84項重點任務；河北開始壓縮煉鐵和煉鋼産能；上海會同江蘇、浙江及有關部委籌建“長三角”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遼寧省對空氣品質超標的城市開出“霧霾罰單”……

　　雖然措施很多，但北京及中國其他城市的空氣污染治理，依然任重道遠。環保部督察結果顯示：一些地區應急工作形式大於內容，難以滿足應急要求；應急機制不順暢，個別地方政府在應急工作開展和部門聯動上無實質性舉措；機動車限行等部分涉及民生的應急措施難以完全落實；應急響應遲緩滯後；應急預案科學性和可操作性不強，與現實需求脫鉤。

　　“APEC藍”一詞的背後，是人們對霧霾治理的期待，希望藍天白雲重回，也是環境保護這一科技話題的全民關注。霧霾治理，需要成為全社會的共識與決心，行動不應該僅僅來自政府，更需要激發整個社會保護生態環境的公民意識，讓每一個人以行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