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時，我國依據承諾開始有步驟、有時序地推進電信服務業的對外開放。主要在四大領域對外資放開了限制，包括增值電信服務（WTO分類中的h到n）、基礎電信中的尋呼服務、移動語音和數據服務以及國內和國際的基礎電信服務。除了CEPA和ECFA之外，我國隨後簽署的FTA中，並沒有進一步擴大電信服務業開放，依舊保持了對WTO的開放承諾。

　　近年來，我國電信服務業對外開放步伐開始加大。2013年5月工信部出臺《行動通訊轉售業務試點方案》，鼓勵民營資本進入基本電信領域。同年，上海自貿試驗區成立後，進一步對外資開放增值電信業務，在我國界定的8項增值電信業務中有7項進行了開放試點。2014年1月6月，工信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發佈《關於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進一步對外開放增值電信業務的意見》，明確：一是對WTO承諾開放，但外資股比不超過50%的資訊服務業務（含應用商店）、存儲轉發類業務兩項業務外資股比不受限制；線上數據處理與交易處理業務（經營類電子商務）外資股比放寬到55%。二是新增試點開放四項業務：呼叫中心業務、國內多方通信服務業務、因特網接入服務業務（為上網用戶提供因特網接入服務）、國內因特網虛擬專用網業務。其中，前三項外資股比不受限制，國內因特網虛擬專用網業務外資股比不超過50%。

　　我國電信服務業的對外開放較好地引進了外部競爭，極大地促進了電信産業尤其是增值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和創新，提升了行業的整體水準。

　　漸進式開放

　　從我國加入WTO電信服務業的開放承諾看，開放的領域是逐漸遞進的，增值電信領域放開後逐漸開放基礎電信。剛加入WTO時僅開放GNS/W/120電信服務項下（h）到(n)類的電信增值服務和基礎電信中的無線尋呼服務；加入後一年逐漸開放移動語音和數據服務；加入WTO後3年，才允許外資進入眾多國內和國際的基礎電信業務，包括語音服務、分組交換數據傳輸服務、電路交換數據傳輸服務、傳真服務、國內私有線路租賃服務和國際閉合用戶群的語音和數據服務等。同時，開放的區域也是漸進式的，由少數城市先行開放逐漸向二三線城市過渡，最後推及到全國。首先在北京、上海、廣州允許外資進入；其次允許外資進入成都、重慶、大連、福州、杭州、南京、寧波、青島、瀋陽、深圳、廈門、西安、太原、武漢14個城市；最後才在全國範圍內放開。此外，對外資股比的限制也是逐漸放開的，如增值電信領域和尋呼領域最初外資股比不超過30%，逐漸放寬到不超過49%，最後是不超過50%；移動語音和數據服務以及國內和國際基礎電信服務中，外資股權佔比從不超過25%升為不超過35%，最後放寬為不超過49%。

　　開放總體水準不高

　　與其他服務業相比，電信對外開放處於較低水準。基於Hoekman頻度法對我國WTO服務業的開放承諾進行度量的結果顯示，我國電信服務市場準入的開放度僅為0.44，低於9大行業的平均開放度0.55，僅高於金融和教育行業的開放度。從2014年OCED發佈服務貿易限制指數結果中可以看到，我國電信服務的貿易限制指數為0.53，高於我國18個行業的平均限制指數0.45，僅次於速遞、廣播和航空運輸的限製程度，處於倒數第四位。

　　從國際比較看，我國電信服務開放水準較低。從OECD發佈的服務貿易限制指數結果可以看出，在34個國家，我國電信服務貿易限制指數為0.53，僅低於印度尼西亞，高於0.22的平均水準。與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電信服務對外開放水準明顯偏低，甚至在發展中國家中，對外開放程度也較低。主要原因在於我國對外資進入電信服務領域的限制及競爭障礙較多。（如圖）

　　對外資市場準入限制多

　　電信服務作為一個基礎性的戰略性産業，其産業的自然壟斷性和開放涉及到國家資訊和網路安全，因此，主權國家對電信服務的開放都是慎重的，我國也不例外，在對外開放中保持了較多限制。在協議開放中，現有開放的四塊業務中，明確規定電信增值服務和尋呼服務有外資50%的上限；移動語音和數據服務以及國內和國際基礎電信服務外資股比49%的上限。上海自貿區中儘管進一步開放了電信服務，但由於這種進一步開放是在基本處於充分競爭的增值業務領域，而且對外資不管是註冊地和服務設施，還是股權方面依舊保留和較多限制。此外，外資企業面臨的監管壁壘（如將産品安全憑證與智慧財産權來源地掛鉤等）、有別於國際慣例的網路安全政策等，也構成了外資企業進入通信領域的事實壁壘，導致外資即使以組建合資企業的方式也無法進入大部分的服務市場。據統計，目前電信服務領域的外資進入非常有限。如在增值電信領域，僅有34家合資公司獲得了電信服務許可，而行業內發放的電信增值業務牌照近3萬個，外資企業數佔比不到2%，並且外資企業業務員都集中在跨區域電信增值服務的分市場。雖然合資公司可以進入基礎電信領域，但由於基礎電信業務投資成本高、風險大，且股權有49%的上限，外國投資者無法獲得經營管理權，最終導致合資企業進入基礎電信領域非常困難。外資進入基礎電信領域主要是通過三大巨頭：中國電信、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的戰略投資者引進，到2013年7月，三家企業外資股權佔比分別達19.53%、25.92%和23.72%。但可以看出，在基礎電信領域，政府依舊佔據主導地位，中國電信、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的國家股權份額分別達到70.89%、74.08%和63.3%。

　　行業需要進一步擴大開放

　　提升國際競爭力需要進一步擴大電信服務業對外開放。我國沒有單獨統計電信服務貿易數據，而使用的是通信服務貿易數據。總的來説，在法律法規和政府監管相對完善的條件下，電信服務對外開放有利於産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以發達國家的經驗看，美國和歐盟國家在電信服務領域開放水準遠高於日本，相應地，這些國家電信服務的國際競爭力也明顯高於日本。縱向看，入世後，儘管我國電信行業快速發展，出口規模不斷擴大，但由於電信服務對外開放管制過多，國際競爭力並沒有得到明顯提升；橫向看，2013年，我國電信服務業競爭力不但遠低於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甚至低於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在國家對電信服務的絕對壟斷中，我國電信行業的發展與世界強國的差距越來越大。因此，我國需要在不斷完善法律法規和政府監管的基礎上，平衡協調好開放和監管的關係，進一步加快電信行業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不斷引進良性競爭，促進行業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