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三屆中國科技政策論壇在吉林省長春市召開。本次論壇以“市場 政府 創新”為主題，特邀全國政協、中國科協、科技部、中國科學院等單位專家和高等院校、研究機構的學者共同探討科技資源配置、科技人才政策、市場與政府、創新驅動發展等主題，研討科技政策的重大問題和未來發展方向。論壇採用大會主旨報告與專家對話兩種形式，注重決策者、政策研究人員、科技工作者和社會公眾的思想交流與碰撞。論壇參會者包括科技政策制定者、專業政策研究人員、科學家、學術界代表、省級科協代表及其他機構的代表，規模約200人左右，論壇每年舉辦一次。

　　“黨的十八大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其核心是要解決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緊密結合的問題，關鍵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在“第三屆中國科技政策論壇”上，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科協決策諮詢委員會主任齊讓指出，為解放生産力，給科技工作者創造一個更好的工作環境，科技創新政策的探討、梳理和創新非常必要。

　　全球進入創新密集時代

　　當前，世界經濟增長弱于預期。但與經濟緩慢復蘇相對的是新技術革命和産業變革步伐在加快，全球進入創新密集時代。

　　科技部重大專項辦公室主任徐建國舉例説，惠普公司從成立到擁有十億美元資産用了47年，微軟用了15年，而谷歌僅用了9個月；聯想銷售規模達百億元用了15年，騰迅用了10年，而小米僅用了3年，現已向百億美元發起了衝擊。

　　“創新效率日益提升，創新模式更趨開放，創新活動呈現多元化。”徐建國説。

　　我國科技創新緊隨國際步伐，處“領跑、並跑、跟跑”三者並行的狀態。據統計，我國技術市場交易日趨活躍，2013年交易規模達7469億元；國際論文數量連續五年穩居世界第2位，總被引用次數從2002年的世界第19位躍居2012年的第5位。

　　但是徐建國也強調，我國正處於增長速度“換擋期”和結構調整“陣痛期”疊加階段，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考驗，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突出。因此，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産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創新政策體系正逐步形成

　　徐建國表示，創新政策體系逐步形成。他將科技創新政策體系梳理成“財政科技投入、激勵企業創新的稅收政策、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和高科技産業化、科技創新平臺和科技服務體系建設、智慧財産權和技術標準、創新人才與創新文化”六個方面。

　　從財政科技投入看，基本能夠覆蓋“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産業共性技術研究、成果轉化産業化示範、商業化和市場化開發”等創新全鏈條，但不同階段投入方式不一樣，在成果轉化、商業化方面主要是間接投入。在財政投入的引導下，2013年全社會研發投入總量達11906億元人民幣，佔GDP的比重達2.09%。

　　從激勵企業創新的稅收政策看，企業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即按研發費用的150％抵扣當年應納稅所得額；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凡是被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可減10%稅率，按15%來收稅；企業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扣除，計稅工資總額2.5%以內的職工教育經費可在企業所得稅前扣除；小型微利企業稅收優惠，提高應納稅標準至10萬元，所得減按50%計入應納稅額，執行20%所得稅率等。

　　從科技成果轉化和高新技術産業化政策看，有技術轉移稅收優惠、成果轉化股權激勵、科技金融政策、成果國有資産管理、發展高新技術産業。據財政部試點文件規定，將來國有企事業單位承擔國家計劃項目，形成的智慧財産權歸單位所有；轉讓、處置、收益也全部歸單位所有，放寬科技成果國有資産使用、處置和收益權管理。成果轉化股權激勵政策允許獲得股權獎勵的技術人員在5年內分期繳納個人所得稅等。

　　從金融支援政策看，風險投資企業投資非上市的中小型高科技企業兩年以上的，可按其投資額的70%抵扣其應納稅所得額；截至2012年底，各類創投機構1183家，累計投資超2000億元人民幣。2012年全國智慧財産權質押貸款超過380億元；科技保險風險保障金額達7300億元人民幣。

　　從科技創新平臺和科技服務體系建設政策看，對符合條件的科技孵化器和大學科技園免征房産稅和土地使用稅；對提供公共科技服務的機構進口科學儀器免征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稅。據統計，目前我國已成立397家國家重點實驗室，其中設在企業99家；464家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設在企業300家；1500家科技企業孵化器；在孵企業70000多家；2281家生産力促進中心，43個國家科技基礎條件平臺對全社會開放服務。

　　從智慧財産權和技術標準政策看，智慧財産權已上升為國家戰略。2013年底，我國發明專利申請量連續3年位居全球第一，商標申請量連續12年位居全球第一。2013年發明專利授權量達20.8萬件，居世界第3位。2008—2013年，我國法院受理的智慧財産權案件超30萬件。

　　“未來要實施好科技創新政策，制度保障非常重要。”徐建國説。

　　為此，國務院成立了國家科技體制改革和創新體系建設領導小組，有科技部、發改委、財政部和中國科協等26個部門參加。科技部調研室原主任胥和平説，這不但意味著更高層面開始關注科技創新體系問題，也能形成聯繫協調機制，讓各部門聲音都能進來，使“創新驅動發展頂層設計直接形成中央決策”。

　　轉向需求端的科技創新政策

　　對科技創新政策，胥和平強調，不但要切實把“十三五”科技發展的戰略思路凝聚到創新驅動上來，還應全面實現從供給端政策轉向需求端的科技政策，使“需求政策將成為創新政策的主流”。

　　胥和平認為，現在很多部門和地方謀劃創新，盤算重點還在“我有多少錢”“我得瞄幾個項目”“我搞得培養幾個研發基地”“我得出多少專利”上面，重點在提供技術供應能力、出團隊、出人才、出專利、出標準等，這種思路還停留在供給端的創新政策上。

　　面對“東部地區是否應率先實行創新驅動發展”“西部地區沒錢就不能創新驅動發展”的問題，青海省科技廳廳長解源反駁説，生態脆弱、生態地位重要且經濟落後的青海更需要創新驅動，而且依靠創新驅動才能追上東部發達省區。比如，利用遙感手段和地理導航可建立科學的遊牧制度，真正解決放牧尊重生態規律問題，實現青海綠色跨越發展。另外青海可創新財政科技投入方式，如把支援企業科技創新的財政資源定位為天使投資，與風險投資有機結合，有效推動科技成果向産業發展，使創新驅動發展在青海這個落後地區實現。

　　“即使西部地區沒錢，也可結合本土情況搞創新，如專業合作社和網路銷售系統等。目前青海準備在放牧的地方，牧民每人挂一個尋呼機，知道羊跑哪了、羊群安全性、牧場情況、氣侯變化等都通過網路解決，這就是青海的創新，轉向需求端的科技創新。”胥和平説。

　　胥和平強調，創新不能老盯著前沿技術、高精尖技術，更應關注新産品、新市場、新組織、新模式，還應著力建立市場化的創新制度和機制。“把創新真正落在好技術、好産品、好産業、好的市場機制上，這可能是‘十三五’我們必須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