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認為，不願“戴帽”背後的經濟邏輯看似合理，但眼光並不長遠昨日，本報推出《不願“戴帽”背後的經濟邏輯》報道，聚焦了部分古村落（社區）出於經濟考量，寧願拆掉或“自生自滅”，而不願申報入選中國傳統村落名錄，借財政補貼加強村落保護的現狀。

　　這種情況，在四川是否普遍？在傳統村落不斷消失的背景下，如何推動其主動進入“保護名單”、留住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記者就此採訪了中國傳統村落保護髮展工作組秘書長、北京工業大學副教授李華東，住建部傳統民居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西南交大教授季富政。

　　□本報記者 熊筱偉

　　列入中國傳統村落名錄破壞性開發才能得到遏制

　　記者：入選中國傳統村落名錄，是有效保護傳統村落的唯一途徑？

　　李華東：國家對傳統村落的保護，其實很早就開始了。但就目前而言，我國還沒有專門為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立法。打個比方，如果一個村落具有重大歷史文化價值，但出於經濟發展需要，想拆了舊房建國際度假村、建別墅區，我們很難阻止。而列入中國傳統村落名錄後，就要按相關規劃進行建設，這種破壞性開發才能得到遏制。

　　記者：對於有重大價值的村落，為何仍採取自願申請，而不直接將其納入中國傳統村落保護範疇？

　　季富政：這和傳統村落涉及面太寬有關。傳統村落保護、發展，執行還需各村、各鎮具體操作。如果自身沒有意願，完全可能嘴上答應説“沒問題”，實際上卻放任不管——在過去中國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申報中，就出現過這一情況。

　　李華東：傳統村落保護，最終將納入法制軌道。未來在修訂文物法等相關法律法規時，有望將參照歷史文化名鎮規定，對確有重大價值的村落，可以經專家推薦、審定後，直接納入中國傳統村落名錄，而不由地方自願申報來決定。

　　禁錮傳統村落經濟發展的其實是狹隘的思維定勢

　　記者：在昨日報道的兩河、鐘街社區看來，申請中國傳統村落，經濟上並不划算。這種想法，是否在四川傳統村落中廣泛存在？

　　季富政：就我所知，大量四川村落，對申報中國傳統村落並不積極。其中首要問題就是，回報從哪兒來？一旦給不出滿意答案，加上申報又是自覺自願行為，這種不積極也就很正常。

　　就像你提到的兩個地方，代表了兩類對旅遊業不感興趣的典型村落：鐘街社區解放前就比較富庶，它的産業選擇很多，“看不上”旅遊業；兩河社區又相對偏遠，“夠不著”發展旅遊業的條件。

　　記者：中國傳統村落頭銜，似乎成了“發展旅遊業”的同義詞。不發展旅遊，就意味著傳統村落沒法發展？

　　李華東：保護傳統村落的目的，還是為了發展。只是這種發展，不能夠急功近利。今年，參與中國傳統村落保護的部局增加到7個，多了農業部、旅遊局等，正説明瞭傳統村落髮展，應該有農業、旅遊等多種途徑和模式。

　　國內很多地方一提起發展傳統村落，就簡單等同於承包給開發者搞旅遊。傳統村落大量分佈在“老少邊窮”地區，基礎設施、區位條件較差，又缺乏宣傳資金。只有資深驢友或學者，才會有興趣前往。如今，能通過旅遊業帶動經濟效益的村落，不會特別多。中國傳統村落這頂“帽子”本身，並不會禁錮村落的經濟發展。只有狹隘的思維定勢，才會影響發展。

　　依託當地特色資源可有多種産業形式和投資模式

　　記者：如何提高傳統村落的申報積極性？

　　李華東：從根本上説，保護傳統村落，是要重建鄉村文化、實現文化復興，是從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來考慮的文化事業，而非經濟事業。積極性提高，有賴於認識的提升。

　　當然，也要考慮到現階段現實情況——單單提責任，地方政府和居民會覺得“站著説話不腰疼”，他們更需要的是經濟發展與生活改善。

　　實現這一目標，也有很多途徑。依託當地傳統文化特色和資源，可以有多種産業形式：像日本傳統村落種植有機水稻、用特産竹子製作高檔茶具；國內也有安徽大別山區村落生産六安瓜片、湖南安化的傳統村落産茶等，都是利用好獨特資源，獲得不錯經濟效益的案例。

　　這需要政府實事求是地探索本村發展途徑，而不是簡單模倣，一味打造“北方麗江”、“南方平遙”。地方政府可將眼光放長遠，在保護前提下鼓勵各種發展方式，包括讓社會資金進入、宅基地流轉等，給予政策、資金扶持。

　　季富政：傳統村落髮展旅遊，投資較高、回報期較長。在保護前提下，可以嘗試由上級政府投資中國傳統村落的前期基礎設施、古建築修葺等工作；後期政府成立企業，實行市場化管理運作，回收投資——産業能發展起來，當地自然願意參與。事實上，成都這方面已經有了相對成功的經驗，完全可以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