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説，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文件又像是一篇系統闡述當代中國經濟的經濟學專論。的確，文件從消費、投資、出口、産業組織方式、生産要素、市場競爭、資源環境、經濟風險及資源配置和宏觀調控九個方面，也就是經濟要素的方方面面，詳盡闡明瞭中國經濟在新常態下的趨勢、特徵和規律變化。

　　沒有回避問題，沒有溢美辭藻，用歷史的、辯證的、專業的視角，如同轉動“經濟魔方”，對需求、供給、風險、調控等各個方面一一總結分析，最後得出結論“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這個結論，既符合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實際，又符合經濟規律，展現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傳遞出一個非常清晰的信號，即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經濟發展要圍繞新常態這個總特徵來認識和把握，這就是當代中國經濟的“大邏輯”。只有沿著這個“大邏輯”，才能準確把握中國的經濟走勢、政策脈絡、發展方向。

　　有了這個“大邏輯”，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一些看似“糾結”的問題“豁然開朗”。

　　比如，經濟增速問題。我們的判斷是，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運作處於合理空間。近兩年中國經濟面對複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保持了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近30%。因此，對西方一些利益機構借中國經濟有所減速而唱衰中國，我們自己要清醒，要有定力。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前一天，在A股再次徘徊到3000點之際，某國際著名投行“適時”拋出預測報告，稱從2016年開始印度實際GDP增速將開始超過中國，暗示中國經濟前景不佳。這不禁讓人想起4年前A股從3000點一路狂瀉之際，還是這家投行，也曾經出具兩份“陰陽”報告，一邊稱看好中國經濟，一邊讓其客戶賣出中國公司股票，既唱衰又捧殺，當然是利益使然。中國經濟總量基數已經很高，2013年中國經濟增長了一個土耳其，每人平均收入是印度的3倍。在這個基礎上，即使是中高速，就是説7.5%左右，其總體規模和絕對值也是可觀的。

　　比如，經濟風險問題。經濟風險問題也一直是被國際機構拿來“説事”的由頭。我們的判斷是，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這個客觀判斷説明，一方面我們已經充分認識到風險的存在，産能過剩、房地産投資減速等，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們對風險總體可控有信心，盡在掌握之中，原則是嚴控增量、區別對待、分類施策、逐步化解。

　　比如，政策刺激問題。面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總有一種聲音在喊著要“刺激”。我們的判斷是，現階段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必須挖掘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這個判斷至少有三層意思，一是應保持定力，不宜採取全面刺激政策，不能搞“撒胡椒面”式的刺激經濟方法；二是要注重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總體思路，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三是要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營造有利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在保護産權、維護公平、改善金融支援、強化激勵機制、集聚優秀人才等方面積極作為。

　　再比如，新增長點的問題。有些企業經營困難，不知往哪轉型，不知如何發現新增長點。我們的判斷是，我國存在大量新的增長點，潛力巨大，要在市場上發現和培育新的增長點，要通過市場機制探索未來産業發展方向。如：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要更加注重市場和消費心理分析，提供保證品質安全的産品、能激活需求的産品；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産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重點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等。

　　百歲經濟學大師羅納德·H·科斯2012年在一篇文章中説，“中國的經濟轉型標誌著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剛登上歷史大舞臺。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今後的漫長歲月裏，中國經濟一定以我們今天無法預測的方式繼續發展和演變。”

　　如今，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並按照“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的“大邏輯”繼續發展和演變著。“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辦好”、“希望大家日子都過得殷實”，這正是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