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遲從2009年次貸危機高峰時期起，力推東亞財金合作以求反危機的思路就開始在中國政府內部流行，基礎設施建設又成為決策層選擇的突破口。從2011年成立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合作委員會、設立30億元人民幣的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以推動海上互聯互通建設、向東盟追加100億美元信貸（包括40億美元優惠性質貸款）、出資完成寮國和緬甸等國境內道路建設可行性研究報告，到2014年9月首次中俄蒙元首會晤時提出中俄蒙經濟走廊，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列為中俄蒙走廊建設首要內容，到10月、11月接連發起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再到亞太經合組織（APEC）北京會議將《亞太經合組織互聯互通藍圖（2015~2025）》列為重點議題並公告通過……中國海外基礎設施投資建設洪波涌起。

　　儘管中國政府從未在正式文件中採用“中國馬歇爾計劃”的提法，作為一個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大國，官方若採用“中國馬歇爾計劃”的提法也很不得體，但在民間，在計劃推進初期，為迅速提高知名度和方便外界理解，既然“馬歇爾計劃”這個俗稱可以與其官方名稱“歐洲復興計劃”（EuropeanRecoveryProgram，ERP）相得益彰，“中國馬歇爾計劃”的稱呼也不失為一個有用的過渡工具。基於這一點，本文采用了這一提法。

　　“二馬”相較多仿佛

　　“中國馬歇爾計劃”與“馬歇爾計劃”都是發起方、接受方互利的計劃，接受方從中受益巨大，自不待言，發起方同樣迫切需要海外市場以確保自己的經濟穩定，雙方同樣期望、也都有能力通過穩定貿易夥伴的宏觀經濟來穩定自己的對外經貿，進而穩定自己的宏觀經濟全局。

　　“馬歇爾計劃”得名於時任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真正主持策劃、制定該項計劃的則是助理國務卿威廉·克萊頓和喬治·凱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美國國務院對戰後經濟政策的主導思路就已經是擴大出口以創造充分就業。1944年，尚未擔任助理國務卿的克萊頓在婦女全國民主俱樂部發表演講支援羅斯福連任總統，其中就講道：“在過去三四年我們的工業企業大大膨脹了。我們能夠希望保持5500萬到5600萬人民就業的唯一途徑是使用這個膨脹了的工業生産能力。要做這件事就意味著我們將不可避免地生産出比國內人口可能消費的要多出許多的物品。所以，如果我們要有令人滿意的就業狀況，外國市場對於我們的過剩生産是絕對必要的。”

　　1945年，時任助理國務卿的克萊頓在電臺演講中指出：“現在我們每年出口的商品價值已超過140億美元。我們在戰後經不起讓我們的貿易額降到大蕭條中1932年20億～30億美元的低水準。我們的一些最好的經濟學家估計，如果我們要想有一個相當高的就業水準和1500億美元左右的國民收入，大概一年必須賣給外國價值100億美元的商品。換句話説，假定我們要使工業設備能力充分發揮，我們就必須使出口相當於戰前的三倍。”

　　西歐是當時全世界僅次於美國的最發達地區和最大市場，但在二戰中受損嚴重，通過“馬歇爾計劃”援助加速西歐經濟重建，就成為美國擴大出口戰略的最優選擇。

　　與當年的美國一樣，作為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今天的中國也面臨兩個選擇：要麼是通過進一步開拓海外市場來為自身膨脹了的工業生産能力和資本尋找出路，要麼是坐吃山空自廢武功。顯然，後一種結果是不可接受的。無論近年流行的觀念如何抨擊中國經濟對外需依賴性過高，我們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目標也只能是“價值形態的適度外貿依存度+物質形態的高外貿依存度”組合，我國的資源稟賦決定了這一點。如果説一二十年前的中國基本上還只能被動地承受國際市場的波動，那麼，今日之中國已經有能力通過穩定貿易夥伴的宏觀經濟來穩定自己的對外經貿，進而穩定自己的宏觀經濟全局。

　　正值美國退出量化寬鬆、聯儲明年加息基本定局之際，新興市場完全有可能重蹈1980年代全球性債務危機之覆轍，他們尤其需要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強有力工具啟動有效需求，進而“穩增長”，並建立、鞏固國家長期持續發展的基礎。面對他們實施這一策略所要遭遇的資本缺口、技術和組織能力不足等問題掣肘，中國就是他們在這個地球上所能找到的最好合作夥伴，中國合作夥伴可望以最佳性價比為其提供融資、設計規劃、設備、材料、建設、人力所有解決方案，解救其穩定宏觀經濟燃眉之急，夯實其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基礎。

　　第二點相同之處在於，今日之中國和力推“馬歇爾計劃”時的美國都希望通過相關方略改善自己在海外市場上的商業環境，硬體自不待言，軟體即使不是更加重要，至少也是同樣重要。為此，當年的美國和今日之中國都選擇了推進多邊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道路。

　　早在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就摒棄了對1929～1933年大危機産生毀滅性破壞力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及其思想。鋻於《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引爆全球性關稅戰、導致1932年世界貿易僅及1929年1/3水準的慘痛教訓，羅斯福政府決策層一致認為美國必須與長期存在的經濟孤立主義決裂，美國需要一個對發展本國經濟有利的健康的國際環境，而作為世界最大經濟強國，美國應當為建設一個國際貿易自由流通的體系而承擔責任。為此，羅斯福政府將“建設一個世界貿易的多邊體系”（或曰“多邊主義”）作為自己對外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到1939年歐戰全面爆發前夕，美國已經談判成功20多項互惠貿易協定；在二戰期間，通過《租借法案》物資供應的吸引，美國推動英國等國簽署互助協定，承諾對美國取消貿易歧視。在二戰之後，借助“馬歇爾計劃”工具，美國政府克服國會阻擾，推動建立了關貿總協定，並促使西歐各受援國加快了貿易自由化和歐洲經濟合作。

　　今天的“中國馬歇爾計劃”同樣與各類雙邊、區域、多邊自貿協定聯繫在一起：中國—東盟互聯互通與中國—東盟自貿區及其升級聯繫在一起；今年密集出臺的中俄蒙經濟走廊計劃、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亞太經合組織互聯互通藍圖》與中俄蒙之間貿易協定、中韓自貿區、中澳自貿區、亞太經合組織的進展、亞太自貿區構想的推進聯繫在一起，而且中國正在努力推進世貿組織《巴厘所有協議》生效實施。鋻於在此前的10年初級産品牛市中，許多新興市場的經濟民粹主義上升，制定實施了許多違反客觀經濟規律的規章，給中國和其他國家客商、給他們自己的經貿發展製造了眾多人為障礙，推進貿易便利化、自由化對“中國馬歇爾計劃”得失成敗極為關鍵。在《亞太經合組織互聯互通藍圖》對軟體和人員交往的強調中，這一點就體現得非常突出。

　　軟體、人員交往和硬體一起構成了《亞太經合組織互聯互通藍圖（2015~2025）》的三大支柱。唯改革者進，唯創新者強；軟體聯通不僅是要通過電子商務等技術手段促進解決貿易便利化、交通及物流便利化等領域的重大問題，更是要通過結構和規制改革消除經貿發展的體制障礙，最終在亞太培育透明、可靠、公平競爭和運作良好的市場。“亞太經合組織商業便利化多年期項目”為各經濟體開展因地制宜能力建設提供便利，其目標是將運營成本、速度、難度等商業便利化指標改善25%。這一目標若能實現，對亞太區域內各經濟體生産者和消費者的利益可想而知。

　　就整體而言，亞太區域本身絕非資本積累不足的地方，相反，東亞是全世界儲蓄率最高的區域，為全球經濟扮演了“現金牛”角色。但亞太資本積累區域分佈高度不平衡，即使在高儲蓄率的國家和地區，也存在一系列經濟和社會障礙妨礙社會儲蓄轉化為資本投資。《亞太經合組織互聯互通藍圖》提出“將重點改善投資環境，通過公私伙伴合作關係及其他渠道加強亞太經合組織經濟體基礎設施融資”，著眼于促進消除這類跨境實體經濟投資和國內儲蓄動員的壁壘，實為對症下藥。

　　“二馬”相異逐個數

　　無論是原則層次，還是具體操作層次，中國這一輪對外基建投資潮與“馬歇爾計劃”的不同之處一樣相當明顯。

　　首先，中國並不具備二戰之後初期美國的壓倒性優勢，這一點決定了“中國馬歇爾計劃”的政治經濟目標也是相對有限的。

　　二戰之後初期，美國單獨擁有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産出的53.4%（1948年）、出口貿易的32.4%（1947年）、黃金外匯儲備的74.5%（1948年），均高居全球第一。就連原料生産美國也佔壓倒優勢。1937～1946年，在資本主義世界23種主要礦産原料的總開採量中，美國資本佔比從54.9%上升到66.4%。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紐約已經超越倫敦，躍居第一大國際金融中心；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控制力進一步增強。憑藉這樣的優勢，美國控制了大半個世界的經濟政治事務主導權，規劃、搭建了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的基本框架。顯然今天的中國尚不具備這般壓倒性優勢，也不會追求如同彼時美國的霸權。

　　其次，“馬歇爾計劃”與全球性冷戰緊密聯繫在一起，“馬歇爾計劃”的主要實際主導者之一喬治·凱南以其8000字長電與丘吉爾的“鐵幕”演説共同開啟了冷戰，結果是導致了形成史達林所説的“兩個平行世界市場”格局。今天的中國雖然力推一系列雙邊和區域自貿協定，但顯然並不追求二戰前英國的“帝國特惠制”，更不用説重蹈“兩個平行世界市場”和冷戰覆轍。相反，中國非常清楚只有全球性多邊貿易體系才能滿足自己對外部市場的需求，因此，中國不斷強調多邊貿易體系的重要性，強調自己參與、發起的區域經濟一體化與多邊貿易體系相容互補，“一帶一路”規劃覆蓋的國家和地區也超出了亞太自貿區的範疇。即使對設計者意圖排擠中國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對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唱對臺戲的二十國集團全球基礎設施中心、世界銀行全球基礎設施基金構想，中國也表示了相容並包、共同發展的態度。

　　與上述兩點相應，加之中國文化和外交傳統，中國推進海外基建投資計劃的風格顯然遠遠不如山姆大叔二戰後初期實施“馬歇爾計劃”和搭建國際經濟金融秩序框架時那般霸氣。

　　當時，美國從章程上就確定了由華盛頓包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兩大國際金融組織的總部，並達成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兩大國際金融組織首腦由美、歐分別把持的不成文慣例。《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第十三條第1節明文規定：“基金總部應設于持有最大基金份額的會員國境內”，據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部設立在美國，世界銀行同樣如此。當初在討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選址問題時，以凱恩斯為首的英國代表團和其他國家曾經堅決要求，為了避免有關政府頻繁干預和政治的不當影響，同時為了便利世界銀行在公開市場融資補充其財源，應當將世界銀行設在諸如紐約之類遠離政治中心的經濟中心，但遭到了美國政府的否決。凱恩斯的弟子、著名經濟學家哈羅德在其《凱恩斯傳》中記載了這樣一件軼事：1944年佈雷頓森林會議期間，英國代表團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定址美國，但最終還是美國的主張得到了通過，時任美國助理國務卿迪安·艾奇遜要挾其他國家：“要使基金組織獲得成功的話，諸位同仁在這個問題上將非作出讓步不可，這一點大家是心中有數的。”

　　相比之下，“中國馬歇爾計劃”沒有把中國財政作為單一執行機構，而是推動設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樣一個區域性開發機構作為主要實施者之一，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內部也沒有追求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內部那樣鮮明無疑的控制力。

　　在具體操作方面，“馬歇爾計劃”是美國的財政援助，計劃實施初期接受國用以進口的也多為急需的食品、燃料等生活必需品；“中國馬歇爾計劃”則是商業性的貿易投資項目，目標不是滿足東道國當下的消費需求，而是指向生産性投資。儘管官方資金大規模地參與“中國馬歇爾計劃”，但這主要是作為商業化運作投資機構的資本金，或是在某些具體項目中作為公共財政貼息資金，提供大部分融資的還是商業性金融機構。

　　同時，“馬歇爾計劃”面向的是西歐發達國家，本身經濟社會基礎雄厚，實施效果也非常好。相反，“中國馬歇爾計劃”面向的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基礎和人力資源普遍薄弱，社會秩序存在大面積的紊亂，因此，這一計劃面臨的商業性、政治性風險非“馬歇爾計劃”可比。只有冷靜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推動、激勵東道國有效改善營商環境，合理佈局，才能將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壞賬控制在一定限度以內，才能保證“中國馬歇爾計劃”的成功。事實上，面向西歐的“馬歇爾計劃”雖然成功，美國其後推出的面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援助發展計劃卻遠遠談不上成功，個中緣由，值得我們探究借鑒。

　　最突出的一點是，“馬歇爾計劃”面向的西歐國家全部是美國盟國，加入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全部被排除在外；而“中國馬歇爾計劃”面向的一些國家中存在相當強大的敵視中國勢力，他們有的企圖給中國經貿項目搗亂，有的企圖從中國投資潮中漁利，增強自己對抗中國的實力，就是在我國國內，也不排除常思風塵之變的豺狼之輩。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避免初衷良好的對外經貿發展計劃淪為資敵，是我們必須正視、解決的嚴峻問題。

　　（作者係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