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言

　　微信中社交關係更為緊密，“直播自殺”被制止的概率就要大很多。微網志作為一個超級廣場，網民心有餘而力不足，更何況，從圍觀到行動還有一大段距離。

　　很遺憾，在初冬的寒意裏四川少年小曾的微網志自殺直播，沒有能夠演變為警察破門而入、挽狂瀾于既倒的溫暖故事，他真的死了。

　　根據新京報的報道：“2014年11月30日上午7點48分，一段疑似因網戀失敗自殺的微網志在網上瘋傳。微網志發出後幾個小時點擊率就達到13萬。網友們紛紛出力救援，勸其不要放棄生命。” 在網友的幫助下，資訊被傳達給了瀘州警方，但警方和家屬破門而入後，還是沒能挽救這個19歲的生命。

　　網路圍觀“殺”了他？

　　那麼問題來了：有人説是網友的評論尤其是無情的勸死跟帖“殺”了他。小曾的朋友也説 “網友的無情評論，也是很致命的一擊”。

　　的確，頗有些網民跟帖説“鬧了半天又不死了”、“不行博主必須死”等等，誰看了都不會舒服。但我們看到，同時還是更多勸他好好活下來的跟帖。如果勸死的言論讓他産生了不快甚至痛苦，那麼勸生的言論所給予的溫暖也足夠消解它們了。

　　我認為這些情緒上的話並不適合作事實層面的過度解讀。現實中人們也會説一些過激的話，作為情緒的發泄，絕大多數正常人説完也就浮雲了。網路上更是如此，那些惡語相向、動輒約架的傢夥，也沒有幾個真的會把“仇恨”帶到現實中來，極個別人士硬著頭皮趕赴約架現場，亦以不了了之的鬧劇收場。

　　自殺作為一個社會問題，針對它的預防及干預工作，或許被我們嚴重地低估了。據世衛組織統計估算，全球每年約有100萬人死於自殺，其中中國每年死於自殺的有25萬人，而中國每年自殺未遂的人數更是高達200萬。

　　學者稱，自殺的動機有三大特徵：衝動性、孤獨性和矛盾性。從直播行為看，小曾渴望與外界交流，説明並未抱定必死之心，假如失戀後能得到充分的關愛和心理疏導，完全有可能走出陰影。很多人寧可上網與陌生人傾訴也不求助於親友，因此普及、暢通心理治療的渠道顯得尤為重要。而中國人還沒有養成看心理醫生的習慣，對心理疾病要麼失察要麼硬撐，這種狀況必須被改變。

　　不同的平臺，對人性的規馴不一樣

　　目前，手機觸屏成為最流行的社交界面，“屏對屏”的交流頻次早已接近甚至高於“面對面”，這是一個“屏社交”的時代。微網志、微信、QQ是目前最普遍的屏社交工具。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實屏社交潛移默化地改變著我們的情感生活。

　　首先，公與私的界線消失不見了。絕大部分自殺並不直播，死亡仍是一種隱私。而一旦上網，自殺這種私密的行為旋即成為一種公開活動，可被圍觀和干預。屏社交誘使我們放棄了一部分隱私，有更多的時間與大家同在，人類拒絕孤獨、喜歡群居和分享的特徵，有機會讓彼此互相守望，過得更好。從自殺干預來説，願意提前説出自殺行動，比起秘密自殺來，還是增加了干預的機會。

　　微網志、QQ是一個陌生人社會，在那裏，人們完全放鬆了下來，情緒上容易産生兩極分化，比如勸人別死和勸人去死。假如在微信朋友圈直播自殺，普通微友一定是一邊倒地勸他好好活著，親密微友就不會只是評論，他們會拿起手機打電話，甚至直接去探望解救。同樣是網路圍觀，在不同的社交平臺，所産生的情感互動大不一樣。

　　那麼為什麼同樣是公共輿論場，微網志和微信會出現價值觀的部分錯位呢？本來，面對生命的抉擇，無論網上網下，人們應該有起碼的價值底線，而在微網志上，人們的價值底線似乎更容易被洞穿，這固然與網路的解構和娛樂精神有關，但可善可惡的人性在不同的輿論場顯然也會發生不同的走向。

　　網路輿論場的價值觀受制于技術平臺對人際交往結構的設定，比如，是全開放還是半開放，以及用戶、平臺自身對這種開放程度有沒有更加細膩的調控許可權——就像現實中的人際交往那樣。不同的技術平臺對人性的順應與規馴也不一樣，技術設定了屏社交裏面人際交往的結構。由於現有的技術仍然只能簡單模擬現實人際，所以對人的引導避免不了要發生偏差。

　　□陶舜（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