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些措施都落實到位了，企業融資、資金跨境流通等很多問題就可以基本解決。”説這話的是肖林，他指著一份自貿區新政策清單接受國際商報記者專訪。肖林是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黨組書記，較早關注和研究自貿區話題的國內學者。

　　一年前，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啟動，肖林表示，一年來自貿區建立了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實行了貿易監管制度創新，推動了金融創新和開放，建立了事中事後監管體系，一年來的改革基本達到預期目標，在全國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中具有標桿意義。

　　不過，國際商報記者在採訪中發現，有不少自貿區企業反映了融資仍難、查驗倉儲費用高等諸多具體問題，覺得改革“不解渴”。“當前，改革還存在新制度之間的銜接不夠，影響了政策落地的效率，在操作層面尚未綜合發揮效益，造成了不解渴的現象。”對於企業存在的一些問題，肖林表示，當前自貿區改革需要加速，關鍵就是做好協同。“自貿區的改革和30年前不一樣，改革需要更大的勇氣去推動。”肖林表示，30年前的改革，沒有太多的規章法律和既得利益集團束縛，最需要做的就是解放思想，而現在的改革則需要突破舊有的格局，需要更多的協同。“制度設計要多聽聽企業的需求，推動企業貿易投資便利化。”肖林表示，自貿區的改革要以企業和市場需求為導向，與國際規範接軌，敢於突破陳規束縛，不斷向市場釋放開放和改革的新舉措，做好法律法規與改革實際相協同。“有些政策即便放開了，配套政策跟不上也是沒有需求的，最終形成政策落不了地的局面。”肖林指出，各部門在政策推進上需要協同。比如雖然中國人民銀行推出金融改革舉措，提供了人民幣投融資匯兌便利、個人跨境海外投資等政策，但如果投資交易不夠開放，實際産生的業務需求受阻，導致目前跨境資本流動等方面的政策難有大突破。“負面清單還可以繼續縮短，縮短至100條以內。”肖林指出，自貿區改革要與國際相協同，根據國際經驗，完全可以提高開放度，最後都可以通過安全審查、反壟斷審查進行托底。

　　肖林指出，目前自貿區的“負面清單”與中美、中歐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聯動不夠，在開放程度、與國際通行規則銜接等方面還需要加快推進力度，“甚至在文本格式上也沒實現和國際接軌。”而且，服務業試點開放水準仍然比較低，管理措施的透明度也有待提升，比如少用“等”字。

　　自貿區內與自貿區外要相協同。肖林繼續舉例説，自貿區金融開放下一步面臨的困難很多是受地域限制，比如匯率市場化，一旦放開，即便通過分賬核算等辦法隔離，也難以完全消除對內地的衝擊，“對已經入駐的銀行來説，受自貿區體量小的限制，銀行改造系統成本高，影響了積極性。”為此，肖林建議允許功能擴區，在其他地區展開第二次試驗，實現自貿區內與自貿區外改革試驗的協調。

　　“目前，中央各部委都在積極支援自貿區建設，但由於缺乏統一協調機制等原因，客觀上也存在‘各自為政’的現象。”肖林認為，實現這些協同的突破口，在於中央與地方的聯動和協同。“如貨物狀態分類監管，海關監管走在了前面，可以實現有效監管，但相關稅收政策不完善，導致實際貨物狀態分類監管難實現。”

　　“關鍵是要擴大中央授權，建立更強有力的協調機構，統一推進改革。”肖林強調説，改革是系統性的、全面的、深度的，開放涉及國家大的開放，需要統一協調。而且，在國際上，自貿園區的建設也都是由中央統一的機構來規劃和推動。

　　“對自貿區的評價為時尚早，關鍵是要加快紮實推進改革步伐，自貿區大有前途和作為。”正如肖林在今年6月出版的《國家試驗——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制度設計》一書中寫道：立足主動順應新格局、主動對接新規則、主動塑造新紅利、主動承擔新使命的戰略要求，上海自貿區將成為中國開放型經濟升級的引領區，成為中國深耕亞太戰略的先導區，成為我國保稅區轉型升級的示範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