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和市場操縱讓個別人牟利會加劇這種不平等，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扭轉這種趨勢，必須建立一整套公共機制，使資本為整體利益服務，包括在各個行業中發展各種新型資産和新型的參與性治理，還包括對收入和資産實行累進稅制

　　--托馬斯·皮凱蒂

　　法國經濟學家、巴黎經濟學院聯合創建人及該院教授

　　凱恩斯、哈耶克、弗裏德曼逝去之後，人們已經很難見到經濟學家的作品會像《21世紀資本論》這樣，引起如此之多的讚譽應和，以及同樣顯著的爭議和抨擊。這本書定名為《21世紀資本論》，既有向馬克思《資本論》致敬之意，更富含了超越之意

　　《21世紀資本論》一書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回答了資本的形成、全球範圍內經濟增長的規律；第二部分解析了18世紀以來英法德美四國及全球其他經濟體，在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間的分配前景；第三部分濃墨重彩地開展了對勞動收入不平等和資本收入不平等的由來、歷史動態變化、相對關係、未來前景等重要命題的探討；最後一部分則提出國家和全球兩個層面的公共政策建議，希望借助真正有效的資本監管手段來遏制不平等，避免發生倒退回“承襲制資本主義”的巨大風險。

　　該書取用了書作者帶領的團隊所建立的世界頂級收入數據庫中的數據，其中包含了近代以來主要國家收入不平等演變過程的最大的歷史數據庫，還使用電腦技術收集和處理了其他相關的海量數據。

　　財富的趨同及破壞力量

　　戰爭、意識形態、稅收和金融政策、各社會主體的力量對比等因素，所形成的力量遠遠大於知識的傳播和擴散帶來的趨同效力

　　皮凱蒂認為，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全球層面，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財富和收入發生趨同效力的主要機制，都是知識的傳播和擴散。而這有賴於對外開放和貿易，以及一個國家調動資金的能力、鼓勵大規模教育和培訓投入的體制、國家和司法系統的穩定高效運作等幾方麵條件。但是，無論是傳播知識和技能的力量有多麼強大，在促成後發國家追趕先發國家、低收入階層追趕高收入階層的趨同過程中，都可能被強大的敵對力量所擊潰，從而讓差距拉大到更大。

　　而從英法兩國的歷史數據來看，政府形成公共債務將創造一個龐大的食利者階層，從而推高私人財富，反過來，食利者階層會推動政府通過對外作戰、殖民等方式進一步推高債務。這期間，英法兩國的財富分配不平等指數相當驚人。而在二戰後至1980年代之間，英法兩國積累了相當的公共資産，通貨膨脹也大幅削減了公共債務的價值，這期間的財富分配不平等指數降到歷史低點。1980年代之後的私有化運動，再次創造巨大的公共債務、政府赤字，食利者階層所佔份額重回高點，社會變得再次極不平等。僅此已能證明，戰爭、意識形態（各種政治力量如何看待壟斷、國家干預、國家資本等問題的正當性）、稅收和金融政策、各社會主體的力量對比等因素，所形成的力量遠遠大於知識的傳播和擴散帶來的趨同效力——不幸的是，這裡提到的“力量”，絕大多數時候體現為對趨同效力的“敵對力量”。

　　德國為代表的樣本則説明，戰爭、通貨膨脹及由此帶來的外國資本組合大幅減少、儲蓄率降至冰點水準，對於資本收益的嚴重影響。而從更長的歷史視角來看，在歐洲及其他幾大洲的許多國家，如果出現儲蓄較多而增長緩慢的態勢，將因此積累起更大數量的資本，而鉅額資本反過來會對社會結構和財富分配産生重大影響，資本收益水準將因此大大超出勞動收入的增長水準。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也出現了這種發展特點。

　　世襲中産階層的背後

　　皮凱蒂指出，主流經濟學家經常鼓搗的觀點，比如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特徵或者市場經濟法則可以確保降低財富不平等並實現社會和諧穩定，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幻想

　　20世紀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還出現過長達幾十年的大政府流行時期，這個世紀的末端掀起的私有化浪潮則為21世紀初風行一時的承襲制資本主義的重現創造了條件。如果以不平等指數來分析，20世紀顯現出一個典型的U型框架。《21世紀資本論》一書首先從個人層面的不平等與分配問題入手探討，指出18-19世紀，即經濟學家通常所稱的資本主義上升期階段，恰是最最典型的承襲制資本主義，依靠遺産所可能獲得的（資本）收益要遠遠大於勞動收入所可能帶來的收益，資本導致的不平等比勞動導致的不平等更嚴重。而在1980年代及之後，歐美世界再現了一個多世紀之前的財富分配特點。當然，當代的不平等也表現出一個全新特點，即所謂世襲中産階層的出現。

　　世襲中産階層的存在，具有相當的模糊性。表面上看，這是從19世紀及更早以前的食利者社會，向經理人社會的轉型的産物。數據顯示，在前1%的上層人群中，資本收入最為重要，而其後的9%人群，勞動收入佔據主導地位（加起來組成薪酬最高的10%人群）。這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相繼興起的全球貿易熱潮、網際網路狂飆、私有化浪潮有關，最富有的1%比起其後的9%的收入增長更快，以美國為例，前1%人群佔據國民收入的比重已經從1970年代的9%上升到20%，而其後的9%人群佔用的收入從24%增長到28%。前1%人群也包括華爾街投行、美國頂級企業高層，其不僅為自己開出了慷慨薪酬，而且很好地利用了資本收益率始終高於經濟增長率的特點，將獲得的高額財富通過資本市場賺取到更多收益，這期間美國等多個國家政府對高管薪酬和流動資本均降低了徵稅，從而事實上起到了對富者愈富的激勵效應。

　　皮凱蒂指出，主流經濟學家經常鼓搗的觀點，比如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特徵或者市場經濟法則可以確保降低財富不平等並實現社會和諧穩定，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幻想。他在書中通過對勞動收入和繼承財富的長期變化態勢的詳細分析指出，依託資本市場，遺産收益水準將遠遠高於經濟增長率、勞動收入增長率，特別是隨著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發展水準漸趨拉平，資本收益率會不斷提高，財富積累過程還會進一步加速並變得更不公平。

　　《21世紀資本論》以300多年來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歸結指出，收入不平等和不公平的加大，是經濟和科技理性的體現，但這很可能侵蝕民主理性，“現實情況證明，民主和社會工作需要其本身的社會機制，而不是依靠市場機制來實現”。事實上，各種體制背景的國家和地區，近些年都曝出極富階層借其財力，淩駕於民主與法治程式之上的普遍現象，皮凱蒂的這項呼籲並非某些批評人士所説的空穴來風。

　　書中也指出，而今全球範圍內貧富差距並沒有縮小，相反因為不同國家和地區知識的傳播和擴散受到的敵對力量不同，呈現出加大的趨勢。越是抗拒自由貿易、掀起封閉保護民粹浪潮的國家，就越可能在新一輪經濟競爭中落敗，與其他經濟體的貧富差距可能拉得更大——這對於民主理性和國際和平也會産生重大影響。

　　如何遏制進一步擴大的不平等

　　徵收全球資本稅。這是《21世紀資本論》最為著名、引發了最多爭議的觀點

　　《21世紀資本論》提出了所有政策建議。首先要為遏制進一步擴大的貧富差距、不平等趨勢出臺社會政策，包括加大教育投資和養老保險投資。皮凱蒂指出，美國、法國以及以此兩國高等教育模式為藍本的國家，必須致力於提高大學招生過程的透明度，要謹防精英階層通過種種名義壟斷高等教育特別是優質大學學位的權利。而在養老金體系方面，應以資本化的養老金體系來替代現收現付養老金體系。

　　其次，對累進所得稅作出反思和調整。而今在大多數國家，頂層收入者所繳納的稅收，事實上是累退的。美國自裏根政府到小布希政府所推行的減稅政策，也正是以取悅頂層收入者為核心的，這對財産分配不均的動態影響相當顯著。皮凱蒂認為，對高管薪酬徵收較高所得稅，將有助於打破世襲中産階層的固化。

　　第三，徵收全球資本稅。這是《21世紀資本論》最為著名、引發了最多爭議的觀點，皮凱蒂承認這在現實政策領域，很可能無法獲得採納，更會引發流動資本和頂層收入者的強力反對。但他強調，“如果民主政治想要重獲21世紀全球化金融資本主義的支配權，它就必須創造出新的工具來應對目前的挑戰”，建議徵收全球累進資本稅，配合非常高度的國際金融透明度，打破流動資本和頂層收入者借避稅天堂等方式逃避稅賦義務的操作模式。很顯然，如若“全球資本稅+國際金融操作高度透明”得以實現，我國紀檢監察機關將可以輕而易舉揪出斂聚民財的“大老虎”和一眾“碩鼠”。

　　第四，通過資本稅、通貨膨脹和財政緊縮，積極削減公共債務，避免新世紀再度形成18-19世紀的食利者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