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網9月18日訊 （記者 陳鬱）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今天共同發佈《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7》。報告指出，中國已進入大城市病高發期，新時期加強特大城市治理勢在必行。

　　報告認為，中國城鎮化進程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大城市化，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快速、大規模擴張。中國特大城市具有數量不斷增加、人口規模不斷擴大、經濟總量不斷攀升、就業貢獻不斷提高、建設水準較高等特徵，同時伴生著諸如二元結構加劇、環境品質下降、交通擁堵嚴重、房價上漲過快、城市脆弱性凸顯等問題。加強特大城市治理需要戰略視野、全局意識、綜合手段和針對性舉措，要堅持“科學評估、市場主導、政府調控、綜合配套、多元共治、多措並舉”的方針。

　　中國特大城市二元結構加劇

　　報告指出，中國城市空間擴張和人口集聚過程中，城市空間二元結構和城市社會二元結構問題越來越明顯，這一問題在人口增長和空間擴張較快的特大城市更為突出。

　　其中，城市空間二元結構主要表現為“一邊高樓林立，一邊棚戶連片”。“棚戶”主要包括“城中村”、“棚戶區”兩種形式，還有一部分舊城也存在著建築密度高、環境差的問題。北京、天津、重慶、上海、武漢、廣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的“城中村”問題較為突出，這與“城中村”形成的原因密切相關。在城市空間快速擴張過程中，考慮到拆遷成本問題，城市政府或者開發商更願意低價拿耕地，而不是村莊，由此很多村莊在城鎮擴張的過程中被保留下來形成各種類型的“城中村”。“城中村”或“棚戶區”往往結構簡陋老化、功能設施不完善、居住環境差、缺少公共活動場地和配套設施，而且“棚戶區”家庭基本是低收入住房困難戶和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難戶。“棚戶區”的居住條件和居民收入狀況都與國外城市“貧民窟”類似。“棚戶區”的存在，嚴重影響了城市的景觀和市容；同時“城中村”或“棚戶區”由於租金優勢往往集聚大量的流動人口，由此形成“城中村”或“棚戶區”居民與周邊社區居民的隔離，以二元空間為表像反映了更深層的城市社會分異。

　　我國城市九成“亞健康”

　　報告指出，從全國城市發展的總體情況來看，相比于一些發達國家的城市，我國城市的健康發展水準普遍偏低，城市內部發展不平衡現象較為突出，特別是健康經濟、健康文化和健康社會指數遠低於健康管理和健康環境指數，城市健康發展面臨嚴峻挑戰。2013年度城市健康發展指數綜合排名前10位的城市依次為：深圳、上海、北京、佛山、蘇州、中山、杭州、珠海、無錫和南京，其中珠三角城市佔4席，長三角城市佔5席，京津冀城市佔1席。在綜合指數得分最高的城市中，綜合排名第1的深圳，健康經濟、健康文化、健康社會和健康環境均位居前3位，而健康管理僅位居第19位，在城市公共安全和管理效率等方面不甚理想；上海綜合排名第2，健康環境排名第47；北京綜合排名第3，健康經濟、健康文化和健康社會排名均位居前茅，但健康環境排名第206，健康管理排名第85。這表明我國健康發展指數綜合排名靠前的城市同時存在明顯的發展“短板”，指標得分很不均衡。

　　為了進一步測度和檢查中國城市發展的健康水準和狀況，報告課題組綜合考慮健康經濟、健康文化、健康社會、健康環境和健康管理五項指標得分及分佈，按指標得分將城市劃分為兩類——健康城市和亞健康城市。其中，五項指數均高於所有城市中位數的城市為發展狀態相對健康的城市，包括深圳、中山、佛山、上海、蘇州、常州、無錫、東營、南京、長沙、珠海、揚州、杭州、瀋陽、鎮江、大連、南通、煙臺、惠州、克拉瑪依、湘潭、威海和南昌23個城市，而綜合排名位居第3位的北京，由於健康環境指數排名靠後（位居全國第206位），未進入健康城市行列。在五項指標中如果有一項或一項以上低於該項指數的中位數，則表明該城市發展存在明顯的“短板”，處於亞健康狀態。總體來看，當前全國287個地級市處於健康發展狀態的不到1/10，包括北京、天津等在內的近九成城市處於亞健康發展狀態。

　　中産階層尚難成為社會治理參與主體

　　中産階層歷來被視為是社會穩定的基石，能否形成以中産階層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既是某一國家或地區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實現高品質民主的前提。雖然當前中國特大城市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越來越高，但其是否能夠作為“社會穩定器”仍不確定。特大城市物價水準總體偏高，而中産階層一向注重生活品質，消費需求旺盛。因此對於中産階層內部比例較高的中低收入群體來説穩定的經濟收入與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壓力並存。由於住房、休閒和子女教育等生活負擔沉重，他們不得不成為“車奴”、“房奴”和“孩奴”，“奴化生存”現象十分普遍。伴隨經濟壓力而來的是焦慮的心理情緒，極度缺乏安全感和自我認同感。制度保障的匱乏導致中産階層的利益訴求得不到充分滿足。因此，目前特大城市的中等收入群體缺乏社會責任感和政治參與熱情，尚無法成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參與主體，不利於形成多元共治的城市治理結構。

　　城市貧困狀況不容樂觀

　　報告指出，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轉型和城鄉一體化的逐步推進，我國的絕對貧困率一直呈下降趨勢，溫飽問題在全國範圍內基本得到了解決，然而在許多城市出現了新型貧困現象，特大城市表現尤為明顯。這種現象産生的原因一方面是隨著包括經濟結構轉型、福利制度轉型、身份制度轉型等社會基本制度轉型而産生轉型性貧困或結構性貧困；另一方面是經濟的增長速度長期超出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加上通貨膨脹與貨幣貶值，使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難以維持多方面的支出需求，面對支出突發性問題，更難以應對，抗風險能力較差。新型貧困現象表現出的特徵是相對貧困率和主觀貧困率呈現上升趨勢，這種貧困問題在特大城市尤為突出，它難以在短時間內被完全改變，其消除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過程。這種新型貧困問題也為城市貧困的研究帶來了新的難題，因為它是難以通過傳統的僅依靠收入與支出設定的貧困線來反映的，而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

　　我國整體城市貧困狀況不容樂觀，但特大城市中，北京、天津和上海在各項指標上都比我國整體城市貧困狀況好，説明特大城市在反貧政策的執行下，相比其他城市起到了更好的效果，尤其是這兩年北京、天津和上海提高了低保標準，基本解決了絕對貧困現象。從就業狀況來看，北京市的就業狀況較好，就業員工佔總人口比重高，失業率低，因此貧困風險最小，在文化程度、撫養比、參保情況等方面北京市也具有著較好的優勢。相反，重慶市在各方面指標顯得差一些，這與重慶市縣和縣級市改區，市轄區人口迅速上升，而就業、參保等更方面工作尚未跟進有關。從其他一些特大城市的相關指標數據可以看出，大多數城市還存在就業比重較低和抗貧困風險能力較低的情況。而這三類指標中，問題最大的指標仍在收入與支出方面，可見老百姓收入偏低仍是特大城市貧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