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大力推進城鄉社區治理，各地以居民需求為導向，著力培育社區治理主體、完善社區治理結構、增強社區治理能力、涵養社區公共文化、塑造培育社區精神，為每一個社區人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社區組織“瘦身”增效

　　日前，杭州市印發通知，對社區“減負”提出明確要求——市直各單位的29項工作可以進社區，其他未經準入的工作事項，一律不得進社區；社區允許懸挂的組織機構牌子只有5個：社區黨組織、社區居民委員會、社區居務監督委員會、社區公共服務工作站、社區社會服務管理中心；考核評比只保留市和諧（文明、平安）社區考核，取消市直各單位對社區的單項考核檢查評比……

　　近年來，隨著政府職能轉變的不斷深入，各種惠民便民政策全面實施，政府部門各項工作都需要進入社區。但在轉變過程中，轉變難免不徹底，使得基層政府與社區組織之間權責邊界尚不清晰，社區居委會行政負擔過重；再加上社會組織發展和政府購買服務體制機制尚不健全，各項管理和服務職能都落在社區，社區的負擔就更重，極大地制約和影響了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

　　“開展社區‘減負增效’勢在必行。”民政部副部長竇玉沛説。

　　按照這一要求，各地紛紛出招，積極為社區“瘦身”減負，社區的自我管理和服務能力大大提高。例如，南京市取消了社區承擔的25項工作任務與指標、41個組織機構、41項創建達標評比活動及72項臺賬，讓基層組織回歸了自治本位。太倉市梳理出兩份“清單”，一為自治組織履職清單，共有事項10項；一為行政權力限制清單，法無授權全部取消，最終確定需自治組織協助辦理事項28項，比清理前減少了50項。

　　社會力量有序參與

　　每個週三和週六，來自北京新發地蔬菜批發市場的“蔬菜大篷車”都會來到北京市西城區長椿裏小區售賣蔬菜。

　　社區是居民集中生活的空間，近年來，各地積極採取降低準入門檻、完善扶持政策、建立孵化基地等措施培育社區社會組織，運用財政直接補貼、政府購買服務、公益項目洽談等方式壯大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實行增加信貸安排、減免稅費開支等政策吸納市場組織，實現了各類社區治理主體的主動參與、有序參與和規範參與，為社區治理和服務增添了活力。以南京市為例，該市建立起區、街、社區3級社會組織孵化與服務體系，搭建“社區服務項目洽談會”平臺，實施公益創投項目，引導全市1.4萬個社區社會組織全面介入社區公益服務，使社區的服務能力和自我調節能力大大提高。

　　“要以培育發展社區社會組織為創新點，切實激發社區發展的活力。”竇玉沛説。下一步，民政部將支援各地積極培育社區服務性、公益性、互助性社會組織。同時積極協調有關部門制定完善培育發展社區社會組織的資金支援、稅收優惠、銀行信貸、人才引進等優惠政策。此外，還要建立健全社區社會組織孵化機制，為新建社區社會組織提供組織運作、辦公場地、服務場所、啟動資金等支援；加快建立政府向社區社會組織購買服務機制。

　　而按照《社區服務體系建設規劃(2011-2015年)》，我國將開發應用社區志願者註冊登記系統，到2015年，使註冊社區志願者達到本地區居民總數的10%以上，每個社區擁有5支以上志願者服務隊伍。

　　居民群眾積極自治

　　在社區治理中，社區居民自治是關鍵環節，充分發揮他們的主人翁作用和主觀能動性，成為各地社區建設和治理工作的亮點。

　　以寧波市為例，該市以300戶左右居民家庭為一網路單元，實行社區“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每個網格確定一名社區專職工作者牽頭負責，組織發動黨（團）員、幹部職工、志願者和轄區單位組建各類服務團隊，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服務，並在每個樓道選聘一名以上居民擔任和諧促進員，協助開展社區治理工作。如今，寧波市活躍著10萬餘名志願者，他們以各種方式有組織地參與到社區建設中，為社區治理和服務增添了強勁動力。

　　近年來，各地積極發展樓棟自治、群體自治、社團自治等自治形式，拓寬社區媒體、網際網路絡、移動設備等自治渠道，開展居民對話、公共聽證、規勸疏導等自治活動，極大地增強了社區居民對社區治理和服務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使社區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大大提高。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清波街道勞動路社區的民間組織“居民事務服務中心”成立1年來，已接待來信、來訪200多人次，化解鄰里矛盾30多起。

　　“目前我國社區治理多元參與仍需加強。政府部門在公共服務領域包辦過多，居民自治活動的內容和載體相對單一，社會力量、市場主體參與社區建設還缺乏長效機制。”竇玉沛説，下一步，民政部將推動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下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開展多領域、多層次、多渠道的基層民主協商，推進基層協商民主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