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體改革進行時

　　本報記者盛 利

　　千呼萬喚的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處置權、收益分配權改革，在新出臺的《成都市促進國內外高校院所在蓉協同創新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簡稱“成都十條”），又邁進一大步。

　　支援在蓉高校院所自主處置科技成果，由審批變成備案；支援在蓉高校院所與發明人共同申請、享有和實施智慧財産權等核心條款，無論是深層體制突破，還是具體政策效應，都正引起高度關注。

　　日前，科技日報記者走訪成都市科技局等政策制定部門、部分高校院所、校地合作載體了解上述政策的臺前幕後。

　　制度如何消除成果轉化梗阻？

　　近年來，成都進入科技改革政策“密集期”：從去年出臺“建設創新型城市‘1+N’政策體系”，到今年推出《加快創新驅動發展實施方案（2014—2017年）》的“161”總體部署，再到每年拿出約10億元財政資金推動實施 “六大工程”，其政策的密度、力度都堪稱“歷史罕見”。

　　隨著改革深入，擁有53所高校、30家國家級科研院所、45個國字號研發平臺、科技資源排名全國第六的成都，進一步明確了“發揮高校院所在技術創新中源泉作用”的改革命題——在接連推出創新創業載體、科技金融支援、激勵釋放人才活力等改革政策後，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處置權、收益權改革，已成為不容回避的“硬骨頭”。

　　“成都十條”主要起草部門、成都市科技局局長唐華認為，當下深化科技體制改革，要挖掘和激活成都豐富的科技資源，就必須打破現有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的機制體制約束，完善既有科技政策體系尚存對成果轉化的機制障礙，“向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要發展”。

　　這不僅是被創新實踐和理論研究反覆證明的規律，更是成都推動經濟發展方式儘快轉入創新驅動的內在訴求。

　　新政出臺前，由成都市科技局完成的《促進高校院所成果轉化、加快成都轉型發展的思考》調研報告，也提出一系列“佐證”：近年，成都技術合同成交額正呈“上升弧線”，去年達333.95億元，居全國副省級城市第5位；全市不斷增強的産業高端化發展，對科技成果的需求旺盛，2012年技術交易額吸納技術成交金額首次超過輸出技術，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上升至第2位。

　　“破解高校科技優勢如何轉化為地方經濟優勢的問題，這正是‘成都十條’的使命所在。”唐華説，科技成果轉化不是一個新話題，如何做好“轉化”的文章，消除“研發和成果轉移轉化效率不高”的梗阻，為成果轉化找到一條“高産之路”，才是新話題。

　　為此，“成都十條”中第一條、第二條開宗名義，直指此次“深水區”改革的核心——“支援高校院所自主處置科技成果”“支援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收益用於人員激勵”，力破高校院所成果處置權和收益分配固有“枷鎖”。

　　 新政如何破除固有“枷鎖”？

　　我國2007年修訂的《科技進步法》中明確，高校作為財政資金資助項目的承擔單位，享有財政資助科技項目中智慧財産權的所有權。但上述法律卻因國有資産處置管理辦法而受阻——根據國家有關規定：高校以科研成果作價入股視為無形資産，納入國有資産管理，須審批並上繳相關收益。

　　“主管部門往往將職務科技成果當作一般性國有資産來管理，為防止國有資産流失，設置轉化許可權額度，多頭把關，層層審批。”參與“成都十條”醞釀的西南交大科技園公司總經理康凱寧説，過去高校科技成果從學校申報到公開掛牌，一般要經過教育部、財政部“兩報兩批”，“短則10個月，長則一兩年。”

　　為破解上述問題，“成都十條”在支援高校院所自主處置成果，明確成果收益可用於人員激勵中。一方面“政策前置”。提出“支援高校院所與發明人約定由雙方共同申請、享有和實施相關智慧財産權”等條款，從發明創造誕生的“源頭”，解決成果歸屬問題，從而為成果“有效運用”“收益分配”奠定政策基礎。

　　另一方面“流程創新”。如將過去科技成果處置的“審批制”改為“備案制”，並提出“支援發明人通過與單位協商獲得高校院所擬放棄的智慧財産權”“高校院所2年內無正當理由未實施轉化的科技成果，可協商約定運用”“成果轉化所獲收益可按不少於70%的比例用於獎勵”等政策，則通過簡化或創新成果處置流程，明確獎勵、報酬權等，實現現有科技成果的“盤活存量”。四川省科技廳政策法規處相關負責人認為，這實際上強調了2012年修訂的《四川省專利保護條例》，即“對職務發明創造的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的獎勵及報酬，單位與其有約定的，從其約定”等政策。在現行政策體制下“具有可操作空間”。

　　“科技創新，核心的要素是人，而經濟利益又是激發人的科技成果轉化積極性和創造性的根本因素。”四川大學副校長李光憲認為，由於高校沒有智慧財産權完全處置權，成果轉化利益分配機制不健全等，教師職務發明往往不敢用於開辦公司、創業等，“成都十條”態度明確的改革，堅定了學校改革的決心。

　　“地方政策”如何調動高校院所？

　　眾所週知，按照我國現有高校院所等管理體制，擁有大量優勢科技資源的央屬、部屬、省屬科研院所或高校，對地方政府來説並無行政管轄關係。“成都十條”作為一項地方政策，能否推動此項改革的順利實施？

　　在“成都十條”發佈時，成都市科技局局長唐華就透露，新政在調研期間，多所在蓉高校院所負責每人平均對改革表達出強烈期盼。目前成都市已著手與有條件的院所，採取簽訂戰略協議等形式推進改革“落地”。

　　“這次改革與西南交大前期已有的探索，不謀而合。”西南交通大學副校長張文桂介紹説，從2010年起，西南交大國家大學科技園已小範圍嘗試“分割”職務發明專利權給發明人團隊，使職務發明人“晉陞”為共同專利權人等探索，取得良好效果。“而新出臺的‘成都十條’正倒逼在蓉高校進行科技成果轉化體制、機制改革。”他表示，未來學校將以加大對職務發明人團隊激勵力度為核心修改現行《西南交大科技成果轉化管理辦法》。

　　四川大學副校長李光憲則認為，在成都僅電子科大、西南交大、四川大學3校就擁有兩院院士33名、國家級科研平臺23個；2013年3校科研經費均超過10億元，“利用上述科技和人才優勢資源，促進在蓉豐富的科技創新資源向企業流動，非常及時和必要。”

　　而成都資訊工程學院院長周激流，則提出細化部分新策內容的建議，如“支援高校院所自主處置科技成果，報主管部門和財政部門備案”條款中，在實施中要細化自主處置的方式，要明確報哪級財政部門備案以及備案的流程等內容。同時，他認為可採取試點示範推動改革順利進行，“鋻於國家、省尚未出臺改革政策，建議先選擇部分高校科研院所作為改革試點單位。作為在蓉高校之一，我校非常願意在成都市委、市政府的支援下，積極參與這兩個方面的改革試點。”

　　從上述調查不難看到，“成都十條”強力推動改革，正令成都創新格局煥然一新。但是要革除多年體制機制積弊，顯非一日之功。正如四川大學副校長李光憲所説，“表面看風平浪靜，實則暗流涌動”。面向科技成果轉化“深水區”的改革，還涉及到科研人員及高校、科研機構評價體系改革，理順政府、高校和職務發明人關係等諸多問題，這一方面需要國家層面的宏觀政策調整；另一方面，到了真正觸碰固有利益格局的時刻，如果沒有相關改革跟進，會不會依舊陷入其他城市一般的困惑與躊躇，仍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