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輒數十萬，誰在操縱“名校學位”市場？——揭秘“招生掮客”黑幕

　　新華網北京9月3日電（記者丁靜）新學年開始，全國曝出多起“為辦入學名額遭騙”的案例，多名“招生掮客”被查處。記者調查發現，在不少地方，通過掮客運作孩子入學已經是“公開的秘密”，造成不少地方義務教育階段的“名校學位”被明碼標價、越炒越高。

　　誰是“招生掮客”？

　　8月15日，兩名無業人員張麗萍和馬然，因詐騙罪終審被法院判處11年半和12年半的有期徒刑。

　　法院審理查明，2012年1月至9月間，張麗萍和馬然經過張某，在網際網路上發佈能辦理海澱區中關村第一小學、中關村第三小學等學校入學名額的資訊。15名家長信以為真，將共計266．6萬元交給張某。張某從中扣除23．6萬元作為好處費，隨後將243萬元交給馬然，馬然扣除58萬元之後，將185萬元交予張麗萍。

　　在辦理入學過程中，張麗萍、馬然明知擇校無望，仍虛構身份和辦事能力。為了敷衍家長，他們謊稱教委開會傳達禁止擇校，讓家長延期辦理擇校。後來，為逃避催問，他們拒絕接聽孩子家長的電話，直到事情敗露，兩人都未歸還錢財。

　　8月17日，山西破獲類似詐騙案件。太原一名普通職工詐騙35名家長300余萬元。8月22日，內蒙古包工頭李某詐騙8名進城務工家長9萬餘元。

　　北京家長宋女士也曾有類似經歷。為了讓孩子上海澱區一所知名中學，她找到了“能人”白某。

　　“他説話非常謹慎。第一次見面後我又找了他好幾次，才勉強答應幫我試試。”宋女士説。雙方商定了一個看似非常可行的方案：宋女士提出希望孩子上的3所目標學校，總費用15萬元，事成之後再給錢，辦不成不要錢。

　　在隨後的過程中，白某總能在招生、入學的關鍵時間點説出一些有價值的資訊，並承諾“已跟領導打好招呼”，讓宋女士放心。誰知招生結束後，宋女士的孩子並沒有進入三所名校中的任何一所。

　　“後來我才知道，他給很多人承諾，海澱區所有的名校都有他的‘客戶’。如果有人剛好派位進了其中一所，他就成功了。而那些有價值的資訊，大多是通過新聞了解的。”宋女士告訴記者。

　　無業人員、普通職工、包工頭……這些真實身份距離招生權力實際非常遙遠的幾個騙子，但卻利用家長擇校的迫切心理以及名校招生“掮客規則”的氾濫，欺騙了不少家長。

　　“騙子成功的幾率還是比較小的。”某單位負責協調“共建生”工作的吳海（化名）告訴記者，比騙子更可怕的是真能辦事的掮客。他們有的將“名校學位”明碼標價、越炒越高，也有的辦事不收錢，但交換“人情”與“資源”。

　　記者了解到，真“掮客”往往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利益鏈條。需要有上游與下游兩條線，上游連著“需求”，下游連著“資源”。

　　萬權（化名）是一家外資企業負責政府關係的高級經理，他自稱有一個“圈子”，專門幫人解決各種疑難問題，其中需求最旺盛，也最難辦的是“讓孩子上名校”。

　　萬權告訴記者，小升初取消考試之後，校長掌握著巨大的招生權力。入學規則變得越來越複雜，打通校長是最關鍵的環節。於是，掮客們將一個個“條子”通過朋友、親戚、上級領導遞到校長們手裏……

　　掮客如何運作招生？

　　多數掮客的通道終端是校長，大部分學校校長重視生源品質，並不願協調“條子生”，但條子來了，如何消化呢？

　　第一種方式：計劃。校長在學校當年的招生計劃中予以安排。在幼升小、小升初取消考試之後，學校招多少人需要報計劃，但招什麼人校長有很大發言權。

　　第二種方式：共建。共建生不受學區等限制，是政策允許的擇校生。校長手裏的條子，一部分需要通過共建單位的“指標”消化，共建單位也本著“互相幫忙”的態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給多少“共建”指標，校長有很大發言權。

　　第三種方式：擇校。國家對公辦高中收取擇校生有人數、錢數、分數的限制，但超計劃數違規招生現象仍然存在。今年8月4日，教育部通報河北省衡水市衡水中學違規收取擇校費138萬元的問題。經查，衡水中學2012年、2013年超計劃數招收擇校生52人，違規收取擇校費104萬元；對23名轉入學生違規收取擇校費34萬元。校長張某某被給予行政警告處分。

　　第四種方式：流動。比如，學生被Ａ高中錄取但不去報到，而在Ｂ高中上學。

　　第五種方式：補錄。需要擇校的學生在填報志願時只報一個志願，如未被學校錄取則造成“死檔”，學校再通過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申請補錄計劃”等幫助其就讀該校。比如，近期湖南省長沙市教育局被曝在核定、下達招生計劃過程中，存在追加計劃數量過大、審批手續不完善、管理不嚴格等問題。該市負責中招工作的基教處處長陳某某被行政警告處分並作降職處理。

　　記者採訪發現，一些處於權力核心的人往往被迫成為掮客的同謀。一位地方教育幹部説，一些領導迫於各方關係，經常需要寫條子，非常苦惱。據説有領導和校長達成一致：用鉛筆寫的條子才辦，其他筆寫的不辦；豎著寫就辦，橫著寫不辦。

　　規範招生讓掮客沒了“生意”？

　　運作、找關係、打招呼等“潛規則”不斷侵蝕派位、推優、特長等“真規則”，教育公平被踐踏。

　　隨著條子越來越多，名校出現“肥胖症”。有些名校一個年級有近20個班，每個班有近50個學生。一些超級學校擇校生的比例甚至超過50％。家長、學校、教育主管部門不堪其苦。

　　校長的個人生活也受到影響。一位名校校長告訴記者，自己有兩部手機，招生季會把常用的手機關掉，只在半夜打開看看有沒有重要的事情。因為半夜給朋友回資訊，經常遭到嘲笑。

　　但是，掮客們的“生意”卻似乎十分“安全”。隨著義務教育階段贊助費被禁止，在掮客運作入學的利益鏈條上，往往有一個環節是“乾淨”、隱蔽的——沒有賬面的金錢交易，查處非常困難。家長也畏于孩子已經入學成為“人質”，長期保持沉默。

　　統計數字顯示，今年北京市小學就近入學比例為93．7％，初中就近入學比例為76．82％，家長戲稱北京迎來“史上最嚴入學季”。北京市織染局小學校長王鳳嶺説：“今年的擇校生我一個也沒收，一句話就解決了：學籍不在學校管理，而且學校也沒有招生權。我解決不了。”

　　一些校長認為，今年就近入學政策落實得好，因為和中央反四風、群眾路線教育等活動相結合，沒有人敢碰這個紅線了。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程方平説，要確保入學政策公平化得到持續，必須進一步縮小優質校和普通校之間的差距，推動教育更高水準的均衡發展，才能解決擇校等“頑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