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生芳，沒有姐妹，在兄弟六人中排行第五。

　　高考時，柴生芳是慶陽地區的文科狀元；從日本留學回來後，他先是在省委辦公廳工作，後來在定西擔任縣級領導職務。

　　作為慶陽市寧縣南義鄉北莊村一個普通的農家子弟，柴生芳這些耀眼的“光環”，在82歲的老父親眼裏，在兄弟乃至整個家族的心目中，一直是他們的驕傲和榮耀。

　　雖然，他的家人沒沾過他啥光。

　　“他，堂堂正正，從沒憑關係給兄弟們辦過一件事”

　　去年，四哥柴生軍的兒子大學畢業後，想讓柴生芳幫著找份工作。可柴生芳的回答是，讓孩子去考公務員，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如今，這個孩子在打工。

　　對柴生芳的這一做法，柴生軍早有思想準備。

　　二哥的女兒、三哥的兒子，這兩年紛紛從日本留學回來後，均沒找到正式工作，柴生芳也都沒管過。

　　柴生軍説，柴生芳的口頭禪是，“做人得靠自己奮鬥，不要靠別人。”

　　不光是不管侄子們的工作，柴生芳的二哥、三哥、六弟至今都在家裏務農。柴生芳在定西擔任縣級領導職務後，家裏人也曾和他商量，看能否幫他們找個零工。

　　柴生芳拒絕了。

　　因為工作的關係，柴生芳認識老家寧縣乃至慶陽市的一些領導。前幾年，四嫂因為工作上的一件事情，想讓柴生芳給縣領導打個招呼、説個情。

　　柴生芳沒有答應。

　　“他，堂堂正正，從沒憑關係給兄弟們辦過一件事。”柴生軍很理解柴生芳的所作所為：“他就是這麼一個人，一直不願意給組織和其他人添麻煩，一切都得按原則辦事。跑關係、走後門，在他心目中，沒門！”

　　2011年，柴生芳在安定區任區委常委、副區長時，他的寶貝女兒甜甜誕生了。42歲得女，喜出望外的柴生芳趁一個週末，在蘭州為“千金”辦了“滿月酒”。

　　那會兒，還沒有中央八項規定，可柴生芳只請了幾桌親朋好友，也沒請包括司機、秘書在內的安定區政府辦身邊工作人員。區裏有幾位政府部門的局長聞訊後，專程趕到蘭州，要來參加。電話這頭的柴生芳沒有應允。

　　當時，柴生軍忍不住與柴生芳發生了爭執，他覺得五弟處理問題太不“藝術”了。“人家已經到蘭州了，也是想表達一份心意。你這樣拒絕，真沒人情味。”他對柴生芳説。（轉5版）

　　（接1版）

　　柴生芳笑著解釋説，上班後一定請他們。後來，柴生軍了解到，這件事再沒下文。

　　在中央出臺八項規定後，柴生軍情不自禁地對五弟表達了欽佩之情：“事實證明，還是你書念得多，道理懂得多，事情看得遠。你當初的這一做法，完全正確。”

　　“人總要有一種理想信念，只要正確，就應該堅持。只要人人都行動起來，我們國家肯定會風清氣正。”柴生芳贊同地説。

　　柴生軍記得，五弟一直很反感現在是“金錢社會”這種觀點。“他經常説，人與人的關係處理上，精神層面最重要，誠心最能打動人。”

　　“他，確實是想為人民幹點事”

　　有時，柴生軍也會想，是不是唸書將自己這個兄弟念“傻”了？

　　上學時，柴生軍比柴生芳高兩級。求學路上，他們一直結伴而行。在他的記憶中，柴生芳一直酷愛學習。

　　他們的父母靠務農養活6個兒子，家中生活極為貧寒。為了供孩子們上學，父母曾經將貸來的養牛款、養羊款，挪做他們的學費。

　　柴生芳讀書很爭氣。

　　上世紀70年代，柴生芳上小學時，煤油每月限量供應，晚上家裏照明都成問題。可他總會趁父母睡著時，偷偷地將煤油燈點著看書。為此他不知挨了多少次罵，哭了多少回鼻子；

　　上學時，柴生芳如果起床遲了，會嫌父母沒有及時叫醒他，抓起書包就趕緊往學校跑；

　　放學途中，他嘴裏常唸唸有詞，有時會猛地蹲下來，在鄉間小路厚厚的溏土層上寫寫畫畫；

　　出去割草，他經常看書入了迷，提個空蕩蕩的筐子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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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高中時，他們家離寧縣二中有20公里。哥倆合騎一輛破自行車，艱難地在山路上跋涉著……

　　那時，一週上六天課。星期天去學校時，母親會為他們各烙6個大大的鍋盔，再帶點鹹菜，當做一週的伙食。每次吃飯時，饃饃用開水一泡，就是一頓。到了夏天，一到星期四，饃饃就有點餿了，亦是如此。

　　但，這阻擋不了柴生芳如饑似渴的求學道路。

　　1986年，柴生芳以慶陽地區文科狀元的身份考進了北京大學考古係，當年數學、英語幾乎是滿分。

　　後來，他又取得了日本國立神戶大學藝術史學碩士和文化結構博士學位。

　　正因為他學習成績一向很好，十多年來，身為大哥的柴生龍一直不贊成柴生芳“從政”。

　　“搞研究多好！單純，也有成績。當再大官有啥用？”2002年，柴生芳回國後，決定到甘肅省委辦公廳工作，柴生龍非常不理解弟弟這一舉動。

　　“朝裏有人才好做官，咱們畢竟是普通農民家庭出身。”大柴生芳18歲的柴生龍，以“過來人”的身份，苦口婆心不知勸了五弟多少回。為了讓五弟回到曾經供職的甘肅省考古研究所，不要浪費專業才能，身在嘉峪關鐵路局工作的他還動員蘭州的幾位朋友當“説客”，可柴生芳仍然堅持他的抉擇。

　　2006年，當柴生芳選擇到基層去工作時，他更無法理解。“待在機關輕鬆，幹嗎要到基層去？”他勸柴生芳。

　　“你不了解我，我有我的想法。”面對柴生芳的回答，柴生龍很是無奈。他知道，他的這個弟弟，只要認準的事，就不回頭。其實，他也知道，柴生芳一直想幹一番事業，為人民做點事。

　　對於弟弟的做法，柴生龍只能尊重。但身為大哥，面對這些年官場的腐敗現象，他知道自己的責任。

　　“要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堂堂正正的人，不要佔公家的一分便宜。”柴生龍對柴生芳告誡道。每隔兩三個月，他都會給柴生芳編條短信，摘錄些“警鐘長鳴”的例子，或者編寫幾句——“根入大地穩如磐，枝刺青天直似劍。身正豈容影子斜，心公方能論長短。”這首題為《樹》的小詩，就是他去年六七月間寫的。

　　“老百姓的兒子，一定要給老百姓辦點事。咱們家幾輩子才出了你這麼一個當官的，別給家門抹黑！我們一家人盼望你平安、清廉。”老父親也常叮囑柴生芳。為了支援柴生芳的工作，老人每次從老家寧縣來蘭州，都寧願坐近十個小時的大巴顛簸著進城，從沒想過讓兒子派車接送。

　　老人在老家住的房子，仍然是30年前修的。有時，雨下得一大，還要拿臉盆接雨。鄉下的親戚、朋友來時，都會感嘆：“這是縣長的家嗎？”

　　因此，每次收到大哥的短信後，好勝心很強的柴生芳都會對媳婦抱怨：“這事還用大哥提醒，我知道怎麼做人。”

　　直到最近，柴生龍才明白了五弟這句話的底氣。

　　8月15日，噩耗傳來。當他強忍著悲痛從嘉峪關趕到臨洮時，眼前的一切，打破了他對“縣長”優越生活的想像：一間擺在辦公室裏的單人床，幾件舊衣服，僅有的兩雙鞋，破了個大洞的襪子，唯獨不顯“寒酸”的，是30本記錄得滿滿噹噹的工作日誌。

　　3天后，柴生芳的遺體被送往定西火化。成千上萬的鄉親自發趕來，送柴生芳“上路”。此情此景，令柴生龍終於理解了五弟當初的選擇。“常在河邊走，就是不濕鞋。能做到這點，他，確實是想為人民幹點事。”柴生龍對記者説。

　　“他走了，像我們的精神支柱倒了一樣”

　　柴生芳雖然沒有為親人們謀過什麼利益，甚至幾年回不了老家一次，但他有自己報答親恩的方式——關心、幫扶家族的下一代刻苦讀書，鼓勵他們積極進取。

　　“他對我們的學習抓得非常緊。”柴生芳二哥的兒子柴裕紅告訴記者，“他常給我們説，農村出來的孩子，只有認真學習，才能改變命運。”

　　2000年，柴裕紅高考發揮很不理想，成了甘肅政法學院的一名專科生。柴生芳便一直督促他加油往前趕，一定要專升本。

　　2005年，柴裕紅本科畢業後，本來打算找工作。可柴生芳建議他出國留學，“不要滿足於眼前，要敢於超越自己，年輕人應該闖出一片天。”

　　在此之前，除了高一到北京動過一次手術外，柴裕紅可以説沒踏出過甘肅省一步。2006年3月，在柴生芳的牽線搭橋下，一句日語都不會説的他，和堂弟，也就是柴生芳三哥的兒子，搭伴到日本留學。

　　柴生芳將自己留學期間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20萬日元（當時約合人民幣近1.6萬元），悉數給了兩人，一人分了一半。

　　到了日本後，柴裕紅才知道，五叔比他想像的還要厲害。在日本，讀個博士學位，一般得3到7年，3年正常畢業就很不錯了。可柴生芳只花了兩年工夫，就取得了博士學位。

　　一提及柴生芳，他的導師、著名敦煌學家百橋明穗先生就非常驕傲。他常對其他學生講，這個勤奮的中國留學生提前一年獲得博士學位，在日本是極其罕見的。

　　雖然有五叔這個榜樣，但面對艱辛的留學生活，難啃的研究生課程，2009年，柴裕紅很徬徨，將來畢業後，到底是讀博士，還是回國找工作？

　　“好不容易出去了，就得把博士文憑拿回來。”柴生芳的回答斬釘截鐵。

　　讀博期間，在上了一年後，柴裕紅又打退堂鼓了。又是柴生芳給他鼓勁，讓他再苦再累也得堅持。“做人，眼光得長遠點。”

　　在經過3年的認真學習後，今年，柴裕紅和五叔一樣，拿到了日本神戶大學的博士學位，只不過，他研究的是國際法。

　　一系列的問題擺在了他的眼前，是在日本找工作，還是回國到沿海發達地方發展？當時，汕頭大學、浙江工業大學都有意向要他。他的朋友也勸他，到深圳、北京的律師事務所去。

　　可柴生芳給他的建議是，讓他和自己當年一樣，回到甘肅來，不要隨波逐流。

　　“你一直闖蕩在外，對父母和家庭什麼都沒做。”1995年，柴生芳的母親在61歲時就早逝了。他以此為例，勸侄子回來。同時，他還讓侄子將積累下的日本、南韓以及我國香港地區的專家資源帶回到甘肅的大學來。“這對家鄉的發展非常有益。”

　　柴裕紅聽了五叔的話。如今，他成了蘭州大學的一名年輕教師。

　　“五叔文憑高，知識淵博，視野開闊，家裏人有啥不懂都問他。”柴裕紅説，“特別是在我們年輕一輩的成長過程中，他一直是我們的引路人。他走了，真是感到像我們的精神支柱倒了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