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參與意識強烈，但參與的基礎非常薄弱，科技治理面臨挑戰。”8月2日召開的第21屆全國科普理論研討會上，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王奮宇研究員作了題為《科技治理與科技傳播》的學術報告。報告中，他介紹了科技治理從理念到現實的轉變面臨的問題，並提出科技傳播在其中能夠如何發揮作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中，明確提出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王奮宇説，針對人類活動提出“治理”一詞，這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文獻中是第一次，即國家治理體系，“過去我們的文件中只會説治理淮河，治理污染等。”

　　具體到科技治理則需要建立一套體系，達到一個目標：各種類型的行動者，産業界、科技界、公眾的內部意見要有序、有效得到反映；同時不同類型的行動者之間，意見有面對面的溝通、表達、討論、博弈、談判、妥協，最後達成共識，從而避免社會衝突和風險，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

　　“科技傳播在科技治理當中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在傳播過程中，既要傳播科學知識，也要傳播治理的知識，讓公眾知曉治理的方式，要傳播治理的活動，治理的過程，比如決策過程，執行過程都要進行傳播。治理和決策所形成的結論、共識也要傳播，這都應該是治理中的重要內容。”王奮宇説。

　　他舉了一個國外科技治理的典型案例：1998年，由法國議會科技選擇評估局組織的“法國轉基因技術公民評議會”。組織者首先用類似民意調查的程式選出14名公民代表，他們代表對轉基因技術持不同觀點的各方公眾。緊接著對這14位公民代表進行兩輪相關知識的培訓，之後請他們與3名社會科學專家與4名轉基因科學家組成的小組對話，形成一些基本結論。最後把形成的共識通過專刊、電影、視頻、網站、對話會等形式傳播出去……

　　這樣的科技治理過程在我國能否實現，王奮宇認為，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國科技治理面臨四大挑戰：公眾參與意願與參與能力不相適應；組織化程度低；科學傳播內容有偏、效能不高；治理傳統薄弱。

　　我國公眾對科技治理的參與意願有多高，王奮宇以2007年《三城市公眾食品安全意識調查》結果為例進行説明。在題為“如果所在城市新建工廠可能污染飲用水源，你會……？”的回答中38.4%的人表示會向環保組織反映；另有38.4%的人表示會向媒體反映，還有25.9%的人表示會獨自向政府部門反映。

　　顯然，公眾參與意識強烈，但在王奮宇看來，“公眾參與的基礎非常薄弱”。2010年中國科協組織的《中國公民科學素質狀況調查》顯示，我國公民科學素質僅相當於發達國家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水準。2013年一項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知曉和了解程度的調查顯示，66.2%的人聽説過轉基因食品，但表示知道得比較多和非常多的加起來只有17%。“對知識的知曉程度很低，這就使他的參與能力不可能很高。”

　　此外，王奮宇在研究中發現，我國公眾對科技界組織運作的情況也了解甚少，2007年《我國科技工作者的社會公眾形象調查》顯示，26.4%的人知道科技活動周，12.4%的人知道《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

　　我國公眾組織化程度低，參與科技事務的社會組織渠道匱乏也是現實存在的問題。王奮宇提供的數據顯示，我國NGO組織發育滯後，2010年為45萬個，其中科技類NGO佔7%。公眾參加社會組織活動比例很低，科技類更低僅為3.5%，與有科學素養的比例相符。這也增加了參與科技治理的難度。

　　王奮宇認為，我國科學傳播一直基於缺陷模型（deficit model）的理念，即假設公眾不了解科學知識，對其進行知識的傳播。科普或科學傳播由政府主導，媒體的科學傳播品質堪憂……這都不利於公眾參與科技治理。我國治理傳統的薄弱也給科技治理的實現帶來挑戰。

　　“科技事務由管理走向治理乃大勢所趨，科技傳播應當為此做好充分的準備，發揮良好的支撐作用。”王奮宇説。

　　他認為目前科技治理面臨三重任務。第一，科技治理的制度體系設計，光有理念是遠遠不夠的，還要在確定治理原則和目標的前提下，設計治理的制度，程式、法律、法規等，掌握治理的技術手段。“比如我們現在可能絕大多數的政府官員從來沒有過‘利益相關方焦點組座談會’的經驗和技術，如何使不同觀點的人坐在一起，大家通過面對面的溝通交流，形成妥協和共識，這需要一套技術。”

　　第二個任務，要向公眾“賦能”。他認為在這方面科技傳播責任重大，首先要提高通過傳播來提高科學素養，其次要向公眾傳播治理的知識和技藝。

　　第三個任務，是科技傳播模式自身的轉型和治理問題。比如新媒體資訊化過程中，如何實現科技界和公眾的有效對話，如何引入非政府的市場和社會力量來開展科技傳播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