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濤

　　國務院事故調查組認定：昆山爆炸案是一起重大責任事故，責任主體是事發企業，主要責任人是企業高層，當地政府則負有領導和監管不力之責。記者調查發現，在《昆山招商引資之路》培訓教材中提到了這樣一條令人“耳目一新”的“先進經驗”：“去南京、北京爭取勞模指標，送給來投資的老闆，國家、省裏的名額不夠，就評縣級勞模，兩年一屆50個，50個不夠，就100個，還不夠，就200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也送給他們一些……”（《中國經濟週刊》8月12日）

　　顯而易見，當地政府與招商引資進來的企業之間存在著一條“利益鏈”：地方政府給予企業主政治光環和免檢待遇，讓企業超常發展甚至獲得法外利益，賺得盆滿缽滿，而企業則以高額稅收回報地方政府，為官員的政績添磚加瓦。地方政府和企業各取所需實現“雙贏”，犧牲的卻是工人的健康和生命、當地的生態環境以及子孫後代的長遠利益。

　　人們很是痛恨這種“利益聯盟”，企業主黑心賺錢不顧工人死活當然應受到嚴厲懲罰，而政府一味忙於稅收放棄自身監管職責則涉嫌瀆職。然而，要切斷這非法的利益鏈條，僅憑政商雙方嚴以律己的高尚覺悟，或是對其事後的嚴肅查處，是治標不治本的，因為“觸及利益遠比觸及靈魂更難”。因此，必須要用權力制約權力，用權利監督權力，才能讓政府和企業回歸到法治的軌道上來。

　　而人大就是最有力地制約政府權力的國家機關。根據憲法規定，人大是國家權力機關，人大負責選舉産生“一府兩院”組成人員，並且監督“一府兩院”的工作。如果人大和人大代表能真正擔負起監督政府的職責，相信諸如“昆山爆炸案”之類重大責任事故在很大程度上能夠避免，因為人大可以監督政府正確行使職責，不允許政府故意保護那些違規企業，而政府機關在監督之下認真履行職責，那麼企業主也就失去了違規操作的空間，事故隱患就能掐滅在萌芽狀態。

　　然而，在諸如昆山這樣的地方，人大卻失守了：任由政府列出一批“重點民營工業企業”，實施“掛牌保護”；任由政府探索“搖號抽查”方式，以“最大限度減少執法檢查次數”；任由政府將環保、安監部門納入“限制行為能力”的監控名單……在這裡，人大的失守並不奇怪，既然“人大代表”的身份可以由政府作為“政治榮譽”慷慨贈與這些招商引資進來的企業主，這些坐享其成的“人大代表”們又怎麼可能去監督放縱他們的政府呢？

　　這裡面所反映的一個深層次問題是人大與政府關係的錯位與倒置。人大代表本來是由選民選舉産生來監督政府的，但在一些地方，這種關係倒置過來，一些人大代表是是由地方政府官員“內定”，甚至被作為交換稅收的等價物贈送給納稅大戶，讓他們享受政治光環。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一些地方的人大，官員代表和企業主代表扎堆，而工人、農民代表卻寥寥無幾。在這種情形下，一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開成“鼓掌大會”，人大機關淪為“橡皮圖章”也就不足為奇了。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推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推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理論和實踐創新，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健全‘一府兩院’由人大産生、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制度。健全人大討論、決定重大事項制度，各級政府重大決策出臺前向本級人大報告。”要避免身負重要使命的人大代表異化為某些地方政府取悅商人的“禮品”，就必須完善人大代表選舉産生機制和資格審查機制，要讓人大代表真正從人民中來，代表人民的利益，切實擔當起監督政府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