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a Mitter/著 蔣永強等/譯

　　日本感染了“戰爭狂熱症”

　　問題在於，蔣介石沒有太多的時間。當時中國的條件並非如蔣介石所願，具備足夠的時間去建造專業化的軍事力量，平衡各地軍閥首領的分立傾向，並加強全國的經濟和財政基礎。到1937年，日本為戰爭所做的準備規模之大讓中國的備戰相形見絀，不值一提。在1936年2月的日本政變陰謀中，財政大臣高橋是清被刺殺，後果之一就是日本政府的軍事開支大幅上揚。日本政府和民眾都不斷被類似“教訓一下中國”這樣的訴求所驅動，對逐漸統一的中國及其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懷著戒備之心。在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剛愎自用的個人領袖擔任著對外政策的核心角色，但日本卻沒有異常突出的最高領袖或元首。相反，日本陷入了一種致命的境地：大部分政治家、軍事家和民眾都感染了“戰爭狂熱症”。

　　此時軍事開支佔了日本年度預算將近一半。此外，雖然處於大蕭

　　條的環境之中，但為備戰而大量製造軍需品，日本重工業因而受到很大刺激，整個國家的經濟得以復蘇。在日本國內，媒體大肆宣揚日本正被敵對勢力包圍，以阻擋其崛起。1934年，東京政府廢除了1930年簽訂的《倫敦海軍條約》，該條約旨在限制日本海軍的規模。此時除了本國軍事預算，已經沒有什麼可以阻止日本擴張其海軍實力了。

　　1937年6月，在連續6年對華態度搖擺不定之後，一位新人登上了首相之位，他就是近衛文麿公爵，他將決定如何應對盧溝橋事件。近衛文麿出身於貴族家庭，具有豐富的外交經驗。1919年參加巴黎和會的經歷令其深信，亞洲國家絕不可能從西方列強那裏獲得公正對待。近衛文麿與天皇關係親近，説話行事完全是一副貴族做派，甚至平時説話都用皇族語言。這種語言極為做作，只有皇族和個別心腹侍臣才會使用。他還是一個很有教養的人，年輕時曾經翻譯過奧斯卡·王爾德（19世紀英國著名的文豪，以劇作、詩歌、童話和小説聞名於世。——譯者注）的著作。工作方面，近衛文麿很少在上午11點之前召開會議，這點與蔣介石非常不同，後者所受的軍事訓練和他天生的苦行僧氣質令他習慣於每天早上5點起床。但近衛文麿也是一個性格軟弱的人，他不敢直面反對者。近衛文麿的秘書曾回憶稱他是那種“哈姆雷特型”和“孤獨型”的人。政治世家出身的貴族元老西園寺公望曾公開説近衛文麿缺乏在處理軍隊事

　　務時所需要的“強勢”。

　　被指定為首相僅一個月後，近衛文麿首次面對“中國問題”的考驗。他發現他的內閣在盧溝橋事件應對態度問題上分成了兩派。總參謀部作戰課長武藤章和陸軍省軍務處長官田中健次主張升級戰爭，稱現在是時候給中國以沉重一擊並摧毀蔣介石政權了；作為總參謀部作戰部長的石原莞爾則要謹慎得多。這一態度頗具諷刺意味，因為石原莞爾是1931年侵略東北的背後黑手，但現在他卻辯稱日本還沒有做好與中國開戰的準備。他認為，一旦與南京政府開戰，蘇聯有可能伺機對日本下手。當然，我們不應過分誇大日方的分歧，因為即便是日本政府中的溫和派也認為，中國最終應該歸入日本的勢力範圍，他們只是在時機的選擇上産生了異議。7月9日，陸軍大臣杉山元請求在華北增加5個師以供調遣，但當時這一要求被駁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