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後，當人們談論中國經濟學界，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國務院參事林毅夫教授想必是一位繞不過去的傳奇人物。

　　奔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搖籃芝加哥大學，師從諾貝爾獎得主舒爾茨；改革開放後第一位從海外學成歸國的經濟學博士；創辦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擔任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當然他最主要的貢獻還是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問題的真知灼見與深邃思考。

　　朗潤園裏的中國經濟研究智庫

　　1980年，芝加哥大學經濟係教授、諾貝爾獎獲得者舒爾茨訪問北大。林毅夫因兼具經濟學專業基礎和英文功底，被推薦擔任舒爾茨的隨行翻譯。在與舒爾茨的接觸中，林毅夫獲得了舒爾茨的欣賞。舒爾茨回國後不久，即給北大寄來信，邀請林毅夫到美國讀博士，併為他提供了全額獎學金。

　　1982年，林毅夫來到芝加哥大學師從舒爾茨學習農業經濟。他用4年時間拿到了別人要用5至7年才能拿到的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中國的農村改革：理論和實證》被舒爾茨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而後，林毅夫轉至耶魯大學經濟增長中心攻讀博士後。1987年，林毅夫完成耶魯大學博士後的研究。面對世界銀行、加州大學洛杉磯和聖地亞哥分校向他發出的邀請，林毅夫都謝絕了，他毅然帶著妻子和兒女，回到北京，成為我國改革開放後第一位從海外歸國的經濟學博士。回國後，林毅夫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所屬機構從事研究。

　　1994年，林毅夫結束了在國務院研究機構的任職，與易綱、海聞、張維迎等幾位從海外歸國的經濟學者一起在北京大學朗潤園創辦了如今名揚海內外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前身———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 C ER )，並出任該中心首任主任。從此，中國經濟學界的一個傳奇在這裡誕生，一時間，這裡成為了海外歸國學者的大本營，人才薈萃，易綱、海聞、周其仁、胡大源、姚洋、盧鋒、宋國青等都曾經或仍舊在這裡工作。這批朗潤園的學者們，擁有強烈的自我意識，他們不斷發聲，讓世界了解真實的中國。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糧食問題、電信改革、銀行改革、W T O、通貨緊縮、宏觀調控、土地問題、農民工問題……幾乎所有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決策中，都可以聽到C C E R發出的聲音。作為中心的主持者，林毅夫積極為中央多項重大決策的制定出謀劃策，也逐漸受到高層領導的關注。

　　今年恰逢C C E R成立20週年，在週年慶典上，已經榮升為名譽院長的林毅夫在演講中不無感慨地回顧了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創建始末。“20年前是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進行15年的時候，在經濟上雖然我們已經取得了每年9.7%的經濟增長速度，但是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僅有344美元，還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經濟內部面臨著地區收入不斷擴大，經濟當中出現一放就火，一火就亂的經濟怪圈。外部，蘇聯東歐出現劇變，在內外挑戰下，中國如何從計劃經濟向現代化市場經濟轉型？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有一群了解市場經濟運作基本規則，以及中國國情的學者，來深入研究我國發展和轉型中面臨的問題，提出新的理論，為國家的改革開放提供政策諮詢，並以新的研究成果來教育學生，培養市場經濟中的領軍人才。”

　　林毅夫經常説：“作為一名有責任的知識分子，應該積極地去為國家、為社會而工作。”

　　世行取經

　　2007年11月，已經做了多年CCER主任的林毅夫接到了來自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布吉尼翁的電話。電話中，這位即將卸任的法國經濟學家詢問林毅夫是否有興趣擔任下一屆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而在一個月後，時任世界銀行行長的佐利克來到中國進行訪問，在訪問期間，他與林毅夫進行了一次面談。這次面談對林毅夫最終出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談的問題實際上開始的時候就是中國的問題。慢慢地就談到了我對世界發展問題的看法，我當然也有一些見解，交流得還不錯。”

　　2008年1月16日，也就是佐利克與林毅夫面談後的一個月，林毅夫接到了佐利克打來的電話，得知他被正式提名為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且是第一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

　　也就是在那一年的6月，在參加完北大畢業典禮後，林毅夫欣然前往世行就職。

　　世界銀行是國際上最為重要的多邊發展機構之一，其首席經濟學家的工作是幫助發展中國家減少貧困、尋找走向繁榮之路。在林毅夫到來前，雖然擔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的都是世界級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佛、麻省理工等國際知名學府的著名教授，但世行在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減少貧困方面取得的成績卻相當有限。

　　“對於陷入困境的發展中國家，世行所開出的藥方，帶來的問題甚至比解決的問題更多。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華盛頓共識’主導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受援國家推行激進的自由市場經濟改革。在世行工作期間，我有機會走訪了數十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與其政府領導人、學者、企業家、工人、農民深入接觸和交流。我了解到，他們和中國的領導人、知識分子、企業家、工人、農民一樣，有強烈的願望，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善他們個人和國家的命運，同時也做了各種艱苦卓絕的嘗試。但事實是，他們的經濟發展緩慢，經濟、社會、政治危機不斷，人民生活水準的改善十分有限，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陷入了‘失去的數十年’的尷尬局面。”林毅夫説。

　　在世行的日子裏，林毅夫沒有休過一天假，幾乎所有時間都被各種出訪佔據著。剛上任一週，他就趕赴非洲。離任前不久，還在代表世行出訪南美，進行“二十一世紀的産業政策”的全球對話。四年間，林毅夫走訪了60多個國家和地區，足跡遍佈非洲、拉丁美洲、南亞等地的多個發展中國家，僅非洲就去了14次。

　　不出差的日子裏沒有倒時差之苦，這時林毅夫一般會提前半小時到達世行，參加每天早晨8：30的行長例會。但若趕上經濟形勢和政策建議的定期交流，他則會更早趕到會議室參加視頻連線。與他連線的經濟學家們均來自被稱作“掌控世界經濟話語權”的國際組織：一街之隔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 F)、位於巴黎的經濟合作組織(O E C D )、位於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WT O )、位於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BIS)，以及各大洲的發展銀行等等。

　　與此同時，在四年時間裏，林毅夫絲毫沒有鬆懈對經濟發展繁榮問題的研究和思考，且世行的經歷為其對發展問題的思考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養分。四年後，他帶回了兩本書：一本是《新結構經濟學》，就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和發展政策提供一個反思的理論框架；另一本是《繁榮的求索》，闡述了“新結構經濟學”的主要觀點，並與其在世行作為首席經濟學家四年的工作經驗進行了結合。

　　爭議中尋找中國經濟增長的鑰匙

　　2012年6月，林毅夫從世行首席經濟學家任滿回來後，在國內幾個公開演講的場合闡述中國經濟還有維持20年8%增長的潛力，沒想到這一觀點竟引來諸多非議。與其爭論的焦點問題主要有三個：中國經濟未來能否保證20年仍有年均8%的增長潛力？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哪，靠消費還是靠投資？經濟發展中，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如何協調和處理？

　　林毅夫認為，每人平均G D P水準反映了一個國家的平均勞動力水準，實際上也是反映一個國家總體的技術和産業水準。中國的每人平均G D P跟發達國家每人平均G D P的差距，實際上就反映中國平均技術和産業水準與發達國家的平均技術和産業水準的差距。根據經濟史學家麥迪遜的最新數據，按照1990年的不變價國際元計算，2008年中國的每人平均G D P達到6725元，為美國當年的21%，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國台灣在1975年，南韓在1977年和美國的每人平均G D P差距水準。在這一差距水準上，日本維持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20年年均8.6%，中國台灣20年年均8.3%，南韓20年年均7.6%的增長。如果和美國的差距所蘊含的後發優勢能夠讓日本等東亞經濟體實現年均7.6%到9.2%的G D P增長率，那麼，從後發優勢的潛力來看，中國從2008年開始應該還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潛力。

　　林毅夫對中國經濟要從投資依賴轉向消費拉動的觀點也提出了挑戰，他認為，“消費當然重要，但消費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準不斷增長，收入水準不斷增長的前提是勞動生産力水準不斷提高，它的前提又是技術不斷創新，産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不斷完善。這些的前提又是什麼，是投資。靠投資拉動經濟的前提是有效的投資。有效的投資指的是這種投資應該有比較高的經濟回報和社會回報。關鍵問題不是要不要投資，而是我們有沒有比較好的投資機會。”

　　雖然對投資情有獨鍾，但對自己的私人投資，林毅夫似乎並沒有過多關注，“我的錢都放在銀行裏，定期存款。我晚上睡覺的時候，它還在漲錢呢，我也不必煩惱。”林毅夫笑稱，對於他“這樣專心做研究的”人，這或許是最好的選擇。

　　辯論對於林毅夫來説，早已是家常便飯。只是變化的是對手，不變的是他的堅持。

　　就在大約一個月前的7月初，林毅夫在紀念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逝世十週年的討論會上就如何界定市場與政府的關係上與其老朋友，也是當年CCER的創院六君子之一的張維迎教授展開唇槍舌戰。

　　林毅夫認為，中國過去35年經濟高速增長，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時説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確的；而張維迎卻表示對此越來越悲觀，他認為現在還很難判斷經濟改革成功與否，我們隨時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毀原來取得的成就。

　　林毅夫主張，討論的重點不應該是“政府要不要干預”，而是哪一種政府干預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發展，哪一種干預會失敗。“如果要政府去協調，當然有可能失敗，但是沒有政府協調更失敗。”

　　他進一步指出，一個高品質的經濟體系應該是有效的市場加上有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好的政府應該是有為的政府。因為技術創新、産業升級需要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這是個嘗試錯誤的過程，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不管成功或失敗都給後來者提供了有用的資訊，如果不給予激勵，大家都想做後來者，等別人成功後再進入，這樣新的産業就難以出現。而且，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否成功還取決於是否有和新産業相適應的人力資本的供給、金融制度安排的改進和基礎設施的改善，這些都不是企業獨自能夠做到的，至少需要政府協調多個企業同時改進，否則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失敗的可能性非常大。願意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就會少，産業就很難升級。

　　學者的職責

　　提及林毅夫，不能不提楊小凱，兩人都被認為是“距離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的中國經濟學家”。1991-2000年間林毅夫根據發表的論文和引用率在全世界經濟學家的排名中位於120名左右，一直位居華人經濟學家的前一、二名。2007年，林毅夫成為第一位走上世界頂級經濟學講壇之一———康橋大學“馬歇爾講座”的中國學者，該講座自1946年開始每年從全世界著名的經濟學者中挑選出一位擔任主講人，其中的15位在後來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楊小凱因其在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方法和理論上的貢獻，曾被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

　　雖然在國際上都享有較高的影響力，但兩人在一些經濟問題上的觀點卻大相徑庭，尤其是對於“後發”是優勢還是劣勢，兩人涇渭分明。

　　2000年12月楊小凱在天則所發表了著名的演講《後發劣勢———共和與自由》。當年，這份演講稿引發了楊小凱與林毅夫關於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的爭論。

　　按照後發優勢理論，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具有後發優勢。這一後發者優勢來源於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這種差距使得中國可以用較低的成本模倣西方的技術，從而避免為技術創新付出昂貴的代價。林毅夫認為，中國應該一方面利用這個優勢加速經濟發展，一方面進行制度改革。

　　楊小凱認為，落後國家模倣發達國家的技術容易而模倣發達國家的制度難。落後國家傾向於模倣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管理而不去模倣發達國家的制度，這樣落後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經濟獲得快速的增長，但是會強化制度模倣的惰性，給長期增長留下許多隱患，甚至使長期發展變為不可能，因此，他認為後發國家有“後發劣勢”。克服後發劣勢的辦法是先進行制度變革，等建立了先進的共和憲政體制後再去發展經濟。

　　雖然，這場爭論最後因為楊小凱的英年早逝戛然而止，但中國學者對中國乃至廣大發展中國家如何繼續發展的探索並沒有停止。

　　正如林毅夫在楊小凱逝世十週年研討會上所説的那樣，根據西方主流理論來制定政策的國家經濟發展尚未有成功的例子，最主要的原因是，主流理論從18世紀開始，都是在發達國家發展起來的，它是以發達國家的經濟作為參照係的。發展中國家的條件與發達國家的條件有很大的差異，因此發達國家的理論不見得適用於發展中國家。作為中國的學者，以及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如果我們想真正地推動社會的進步、國家的現代化，我們的職責應該是從中國，從發展中國家經濟實踐中的成功與失敗，去了解成功與失敗背後的原因，來總結我們的理論，那麼這樣的理論更能揭示問題的本質、成因和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