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吳佩

　　52歲的趙旭峰現在只是兩個學生的校長了。盛夏正午的日頭很高，他站在內蒙古商都縣卯都鄉中心學校的門口，等著記者到訪。

　　15年前，這所鄉村學校有500多名學生；5年前，這裡還有130多名學生，然而，隨著城鎮化建設不斷推進，如今留在鄉村學校讀書的孩子越來越少。

　　“我們的鄉村學校，正在淪為孤島，還面臨著消失的危險，這種趨勢不可逆轉。”商都縣教育局局長賈益頂説。

　　從原來的500人到只剩兩名學生，以卯都鄉為代表的鄉村學校人數不斷減少，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很多學校或許就要關門了

　　位於商都縣東北部的卯都鄉，距離縣城55公里。“這裡原本是個大鄉鎮，常住人口有兩萬多，現在年輕人基本都走了。”趙旭峰指了指不遠處的安靜的村落，其中的一些房子屋頂坍塌、土墻殘破，顯然已經很久沒人居住。

　　建於上世紀60年代的卯都鄉中心學校，學生最多的時候有500多人，當時還開設了中學部。隨後，學生數量逐年減少。由於學生少，學校的校舍一下子閒置了很多。一排排的平房全都上了鎖，只有學前班的大門還敞開著，裏面傳來兩個孩子的笑聲，聽起來卻很孤獨。

　　“這兩個孩子都是學前班的，下學期可能就要跟父母去縣裏上小學了。”在校長辦公室裏，趙旭峰點了一支煙，“如果再招不到學生，或許下學期，學校就要關門了。”他皺了皺眉頭，用力地吸了口煙。

　　趙旭峰的辦公桌上還擺放著一本六年級的教案，上面積了一層厚厚的灰。辦公室的墻上，挂滿了學校拿到的各種獎狀和錦旗。其中的一塊金色牌匾上寫著：“獎給：卯都鄉中心學校獲商都縣中考第二名”。

　　只是，這所鄉村學校，再也沒有中學部了，再也沒有小學部了，明年也許連學前部都沒了。門口的操場上雜草叢生，籃球架上的籃筐早已不知去向，白色的籃板也斑駁得快要掉下來。

　　學生人數銳減在商都縣的鄉村學校幾乎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即便是在學生規模最大的屯墾隊中心學校，2014年畢業生有23人，而一年級新招收的學生只有7人。該校校長張平説：“學生都跟著父母進了城，越來越難招。關門是遲早的事。”

　　數據顯示，2000年到2010年十年間，我國農村學校以每天消失63所的速度在減少。儘管2012年9月，我國停止了針對農村義務教育學校的“撤點並校”，但並沒有改變一些鄉村學校最終“關門”的命運。

　　“如果關門，學校可能會被改造成為養老院，已經關門的學校都是這樣的。但是想到學校關門，我還是很難過。”當了20多年小學校長的趙旭峰站起了身，使勁地摁滅了煙頭，重重地嘆了口氣。

　　高級教師在當廚師、看大門，英語電腦課卻無人來教。一方面師資浪費嚴重，另一方面缺少優秀的年輕老師

　　儘管只剩下兩名學生，但卯都鄉中心學校在編的老師仍有15人。因為學生太少，很多老師根本上不了課。

　　“我們學校看大門的、做飯的，都是在編的老師，大多擁有高級職稱。由於沒到退休年齡，又沒學生可教，他們只能幹這個。”趙旭峰無奈地搖搖頭，作為高級教師，他自己也很久沒有走進過課堂上課了。

　　不光是卯都鄉，在商都縣的鄉村學校，師生比例嚴重失衡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玻璃忽鏡鄉的中心學校，現有27名在編老師，卻只有14名學生。學生人數最多的屯墾隊中心學校有37名在編教師，128名學生，師生比也高達1：3.5。畸形的師生比造成的不僅是教師資源的嚴重浪費，也加大了學校“關門”的壓力。

　　即便“師資過剩”，張平卻認為鄉村學校缺老師：“我們最缺優秀的年輕教師。”屯墾隊中心學校老師的平均年齡是46歲，35歲以下的青年教師只有5人。而在記者到訪的卯都鄉、玻璃忽鏡鄉、大庫倫鄉的幾所中心學校，則幾乎沒有一名青年教師，教師年齡清一色都在50歲左右。

　　年輕老師少，意味著很多課上不了。在商都縣的鄉村學校，最缺的是英語和電腦老師，而這直接影響了鄉村孩子的英語和電腦水準，導致了很多家長帶著學生“出走”。而在張平看來，鄉村學校還缺年輕的體育、音樂和美術老師：“我們學校，教體育的是一名將近60歲的老教師，平時只能負責課間操時的整隊。我們的孩子好久沒有上過一節像樣的體育課了。”

　　“現在在編的鄉村教師，很多都是從民辦教師轉過來的，年紀大、觀念陳舊；而年輕老師的觀念比較新，水準也高，更適應現在的素質教育。但是，願意來我們鄉村學校的年輕教師實在是太少了。”賈益頂説。

　　在編高級教師月收入7000多元，沒編制的不到2000元。“編制”導致青年教師下鄉難，後備師資不足，間接加速學校關門

　　為了調整鄉村教師的年齡結構，提高鄉村學校的辦學品質，商都縣實行了“特崗教師”和“西部計劃”，希望能吸引年輕教師到農村執教，但收效甚微。

　　屯墾隊中心學校四年級的語文老師張榮，正是一名支教的志願者。“我2003年考的大學，呼倫貝爾學院。”31歲的張榮個子不高，扎著馬尾辮，“我去年才來這裡教書，這是第二年。”

　　2006年，張榮大學畢業，先在包頭當了一年多的老師，後來又轉到呼和浩特做文員，如果不是父親執意讓她回老家教書，此時的她大概正安穩地跟著丈夫在呼和浩特開著小超市，過著小日子。

　　“剛來的時候，特別不情願，後來想想，老人都在老家，沒人照應，還是回來吧。”張榮告訴記者，大多數願意回村教書的年輕教師基本都是本地人，跟她情況類似，“外地的，都不願來村子裏教書。鄉村學校地方太偏，條件又不好。”

　　“願意一直留在這裡嗎？”記者問。“跟孩子們呆久了，有感情了。村裏的空氣好，日子平靜，但如果有編制就好了。”張榮尷尬地笑笑，沒有直接回答提問。

　　在商都縣，有編制的高級教師，一般的月收入能達到7000元以上，而沒有編制的老師月收入卻不足2000元。參與支教的老師沒有編制，張榮一年的薪水只有一萬五千元，平均下來一個月一千三百元都不到。“不夠花，太少了。”張榮搖搖頭自嘲道，“幸好是在農村，基本不花錢。”

　　兩年的支教很快會到期，張榮已提前開始準備轉編的考試。“考試容易嗎？”張榮搖了搖頭：“競爭很激烈。現在很多老教師都沒到退休年齡，編制空不出來，但沒有編制，我們待遇就上不去。不管是支教的，還是應聘的，就算我們年輕教師願意留在農村，但如果長期解決不了編制問題，肯定又都走了。鄉村學校‘關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像縣城那樣強勁的後備師資力量。”她第二次提到了“編制”。

　　留在鄉村讀書的孩子多數家境貧寒，他們更需要幫助和關愛。而消逝中的鄉村學校也正嘗試改變，讓農村孩子能夠健康成長、擁抱夢想

　　屯墾隊中心學校六年級男生劉彥鵬已經很多年沒有見過媽媽了。“聽爸爸説，媽媽在我和哥哥3歲時離開了家，再也沒回來過。”劉彥鵬淡淡地説，眼神有些憂鬱。

　　劉彥鵬的家就在屯墾隊鎮上，兩間破舊的平房，傢具簡陋。父親劉偉一直在家務農，拉扯雙胞胎孩子。“妻子是2003年走的，嫌家裏窮。這麼多年，我靠承包別人的土地養活他們，沒辦法出去打工，出去了，孩子就沒人照顧了。”

　　留守在鄉村學校的孩子，大多跟劉彥鵬一樣，家境貧寒，來自單親家庭。僅僅在屯墾隊中心學校，128名學生中，單親家庭的學生就高達33名。“我們這裡的孩子，有的是留守，有的是單親，都缺少關愛，缺失家庭教育，比較敏感，不願與人交流。”張平説。

　　“條件稍好的家庭，都帶著孩子去了縣城，市區、或是省城上學。”賈益頂告訴記者，與鄉村的情況相反，商都縣城的各所學校的學生人數呈逐年增長的態勢，“現在，多數家庭只有一個孩子，望子成龍，大家都嚮往相對好的教育資源，這個可以理解。但是，”賈益頂話鋒一轉，“我們留在鄉村學校的孩子更需要關愛。”

　　如何培養留在鄉村的孩子，成為了鄉村學校校長們共同面臨的問題。張平正在嘗試進行一些改革：“現在看，城鄉孩子的差距，不光是學習成績的問題，更是素質和習慣的差別。我想在這方面多下點功夫。鄉村教育，得走跟城市教育不一樣的發展道路。”為此他專門開闢了德育課程，教孩子學習傳統文化，背誦《三字經》。他還在村裏流轉了50畝麥地和多畝蔬菜，一方面改善孩子們的營養，保證健康，另一方面也能讓孩子從小學習勞動。“要單純地向農村孩子講素質教育很難，我想讓他們先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認識鄉村，認識自然，同時還要有健康的體魄。而要做好這些，我們鄉村學校的校長一定要轉變理念。”張平説。

　　在不可逆轉的城鎮化浪潮中，鄉村學校的消失幾乎成為定局，賈益頂感慨道：“我擔心的是，鄉村學校消失後，我們的鄉村教育怎麼辦？即便學校消失了，鄉村教育也不能消失啊。”儘管困難重重，這個國家級貧困縣的鄉村學校，仍然在大草原上默默地堅守著。“我們農村的孩子也是孩子，就算學校只剩下一名學生，我們也要把學校辦好，農村的孩子也應該享受到優質的教育。”趙旭峰説得很堅定，他身旁的黑板上用白色粉筆寫著一行字：和我們一樣享受春天。這是他的願望，也是所有人的願望。

　　趙禮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