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雜誌7—8月一期刊登麻省理工大學斯隆管理學院教授布林約爾松、該學院數字商業研究中心首席科學家麥卡菲和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邁克爾·斯彭斯登合寫的文章，題為《新的世界秩序一一勞動力、資本、創新的冪律經濟學》。文章認為，好的想法將比勞動力和資本更稀缺，那些能夠給出優秀創意的人將會有豐厚回報。政府未來面臨的日益重要的挑戰是保證其他人擁有起碼的生活水準以及建設包容性的經濟與社會。文章説，現在機器正前所未有地取代人類勞動力，這意味著未來的贏家將不是那些能提供廉價勞動力或者普通資本的人。有幸成為贏家的第三類人應該是那些能夠進行創新、生産新産品和提供新服務以及開創新商業模式的人。這種創造性帶來的收入分配符合冪律、長尾理論，即很少數的贏家獲得了大部分回報，而其他的參與者則處在“長尾”中。

　　勞動力之苦

　　未來，創意將成為真正的稀缺資源———比勞動力和資本更稀缺。

　　技術推動全球化向前發展，降低了通訊和運輸成本，讓世界更接近成為勞動力和資本以及其他生産要素單一且巨大的全球市場。勞動力不能很充分地流動，但其他因素越來越容易流動。結果，全球供應鏈的各種因素能夠在沒有麻煩或者成本極小的情況下轉移到勞動力市場。在發達經濟體裏，約1/3的商品和服務是用來進行貿易的，這一比例還在增長。全球競爭的作用還會影響到發達經濟和發展中經濟體的非貿易部分。

　　所有這些不僅有利於創造更高的效率和利潤，也帶來巨大的錯位。從整體上看，這有利於經濟效率，有利於消費者，也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工人。隨著全球化趨勢繼續，還有一個重大趨勢也開始顯現：那就是自動化，包括人工智慧、機器人、三維立體列印等等。後一趨勢還有超過前者的勢頭，因為後者的一些巨大影響將波及發展中國家技術相對落後的工人。

　　隨著智慧機器變得越來越便宜、能力越來越強，它們將逐漸取代人力資源，可以這樣説，離境外包被自動化取代指日可待。而即使勞動力成本很低，這種情況也會發生。事實上，負責組裝蘋果手機和蘋果iPad的富士康公司有超過100萬名低收入員工，但現在該公司正逐漸用機器人手臂來輔助或替代這些員工。在很多生産崗位從美國轉移到中國之後，將來它們也將在中國消失。

　　資本懲罰

　　如果大量勞動力不再是獲得經濟進步的一個途徑，那什麼才能帶來進步呢？一個思想學派認為，資本的作用會越來越大。有證據表明，以資本為基礎的技術革新正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上演。

　　近10年來，在美國，勞動力和有形資産佔全部國民收入的比重發生了重大改變。其他國家也經歷了相同的趨勢。經濟學家勞卡斯·卡拉巴布尼斯和布倫特·奈曼發現，他們研究的59個國家中有42個勞動力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大幅度減少。

　　在自由市場裏，最大的投入要放在生産最缺乏的資源上。如今，軟體和機器人等資本可以很低廉地複製，它們的邊際價值將下降。隨著更多的資本是廉價的邊際資本，現有資本的價值實際上也被拉低。簡而言之，數字資本是豐富的，邊際成本也很低，它正在幾乎各行各業中變得越來越重要。

　　因此，即使在資本密集型生産中，相比勞動力而言，資本作為整體的回報不一定會增長。資本所佔的比重將取決於具體的生産情況、貨源情況和管理機制。

　　多數情況下，收入取決於投入生産的哪個因素最奇缺。如果數字技術能以低廉的價格取代勞動力，那你最好不要當工人。但如果數字技術逐漸取代資本，資本的所有者也不要期待能獲得太多收益。

　　創新的人

　　布林約爾松和麥卡菲把數字技術和與其相關的經濟特徵推動的這個時代稱為“第二次機器時代”，在這個時代裏，什麼是最稀缺、也因此最寶貴的資源？並不是普通的勞動力，也不是普通的資本，而是那些能進行創新的人。

　　當然，這些人一直很有價值，他們能從自己的創新中大量獲利。但他們需要分享他們關於勞動力和資本的觀點。數字技術逐漸讓普通勞動力和普通資本變成商品，創新的大部分收益將給予創造者、發明者或者企業家。最稀缺的資源是有創新意識的人，而不是工人或者投資者。

　　如今，很多重要的商品、服務和流程都系統化了。一旦系統化，就能被數字化，一旦被數字化，就能被複製。數字複製可以做到真的零成本，並且能幾乎同時傳到世界的任何地方。這三個特性———極低的成本、迅速的傳播和完美的複製———合在一起，就變成一個奇怪又奇妙的經濟現象。它能在商品稀缺的地方創造大量商品，不僅僅是唱片等消費品，還有經濟的投入要素，比如某種勞動力或資本。

　　這種情況下，收入常常遵循另一個模式———冪指數，或者叫柏拉圖曲線，就是一小部分人不均衡地佔有很大部分的收入。當一種産品被越多人使用時，它的價值越高，這種網路效應也導致在市場中勝者為王。

　　變革的準備

　　由於數字革命的瘋狂發展，設計和創新已經是全球經濟中可以交易的一部分，它們將面臨著製造業經歷的同樣的競爭。設計方面的領先取決於教育良好的勞動力和良好的企業家。

　　如果這是全球趨勢，每個國家的影響將各有不同，因為各國的社會政策和投資領域不同，尤其在教育領域和促進創新及經濟發展的領域。

　　全球化和技術變化可能會增加國家乃至整體上的世界財富並提高經濟效率，但不會對所有人有利，至少中短期來看如此。特別是普通工人，他們將繼續承受這種改變帶來的衝擊。這意味著，如果沒有進一步的干涉，收入差距可能會繼續拉大，造成各種各樣的問題。不均衡的收入會帶來不均等的機遇，讓一些國家無法獲得人才，使社會契約毀於一旦。

　　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對公眾提供高品質的基礎服務，包括教育、醫療、退休保障。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中，這樣的服務對創造真正的機會平等、增加每代人在收入和財富上的流動空間至關重要。

　　何種政策能整體上促進經濟增長？最嚴肅認真的經濟學家幾乎有一個共識。基本戰略是：如果政治上很難，那麼就用知識———增加在公共領域的短期和中期投資，同時讓這些投資更有效，並將其納入一個妥當的長期財政方案中。政府在公共領域增加投資會促進經濟增長，也將給後代創造真正的財富。

　　如果數字革命會繼續迅猛發展，那麼我們要重新考慮現代經濟的結構和工作本身的作用。我們的後代可能工作的時間更短，活得更長———但工作及其收益都會更加不均衡，會有各種令人不悅的結果。創造可持續、平等、包容性的增長不僅僅需要商界的努力，最基本的是要正確意識到世界正在發生的變化有多快、多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