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律師除了要有專業素養，更要有明辨是非之心、不畏強權之心

　　我叫戴智勇，43歲，是專攻重大經濟案件的律師事務所首席合夥人，也是一位致力於法律援助的公益訴訟律師。作為一個從浙江溫州農村走出來的孩子，小時候的困難生活，讓我從小就決心改變現狀，並希望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弱勢群體做點事情。

　　大學期間，我如願以償地考入了法學專業，但不巧的是，人大碩士畢業後我並沒有成為職業律師，反而離初衷“漸行漸遠”。參加工作後，在職讀了法學博士，多年的學術積累又刺激了蠢蠢欲動的“律師夢”。因此，2006年我傾盡了所有積蓄進行創業，開辦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律所創辦伊始，我便成立了法律援助部，同時也將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法援案件之中。

　　但萬事開頭難，我們空有一腔助人熱情，卻很尷尬地沒有救助對象。由於律所成立不久名氣不大，而且綜合性律所不是專業的法律援助機構，因此基本不會有援助案子自動到府。

　　説實話，那會兒“好人難當”的情緒瀰漫在整個法援部，“無案可做”的我們只能主動出擊尋找案源。由於當時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非常普遍，因此我也決定加入“討薪大軍”。

　　雖然知道欠薪現象普遍存在，但哪的農民工最需要幫助？哪是拖欠問題的重災區？我們並不清楚，因此只能親自去工地調查。

　　到了工地現場，怎麼才能接觸到當事人成了大問題。一般情況下我會帶著律所的宣傳單在各大工地徘徊，找準機會發給工人。可是，很難有機會和工人進行深入的交流，僅憑一紙宣傳單，很難引起工人們的興趣。

　　由於當年關於勞動糾紛的負面新聞很多，因而各個工地都對現場嚴加管理，看到我這樣發傳單的“異類”，工地管理人員會立即進行阻撓、驅趕，甚至是辱罵。

　　隨著失敗經驗的積累，我也逐漸找到了“小竅門”。比如，去現場時，我會喬裝成工人模樣，管理人員盤問起來，就説找親戚、找老鄉。而且，工人午休時會在工地附近買盒飯，借著這個管理相對鬆散的時機，也可了解一些情況。

　　就這樣，我的調查功夫越來越嫺熟，也利用調解、仲裁、民事訴訟等方式，幫助一些工地上的農民工要回了應有的勞動所得。

　　2008年夏天，我像往常一樣帶著法律援助宣傳單來到北京市豐台區的一家工地現場。由於當年的金融危機，這片工地處於半停工狀態，10來個工人情緒激動地舉著“還我血汗錢”的牌子。

　　交流中得知，這些民工都是河北保定人，工地的老闆也是保定人，工人們原本打算投靠老鄉，誰承想反而被老鄉拖欠了80多人100萬元工資。正當了解情況的時候，工地幾個管理人員拿著鐵鍬衝出來對我進行驅趕。我不服上前理論，結果管理人員一把就給我推了個跟頭，甚至還要繼續動粗。“秀才遇上兵，有理説不清”，這也是我頭一次遭遇暴力驅趕，我趕忙把幾張名片塞給工人，扭頭就跑。

　　回去之後，工人主動找我尋求幫助，並辦理了授權書等相關手續，在充分調查取證後我們開始了訴訟。開始，我們贏得了豐台區勞動仲裁委員會的仲裁，用工企業不服仲裁裁判向豐台區人民法院起訴，敗訴後又上訴到北京市二中院，我們贏得了二審終審轉入執行程式。

　　但最後的執行遇到了困難，對方一口咬定沒有可執行的財産，而從法院執行局的調查上看也確實如此。但是，以我對案件的了解，一定是老闆有錢不給，而且絕對不能讓判決書成為一紙空文。因此，在工人們提供的線索下，我決定拿著判決書去保定追債。

　　這趟追債路説來漫長，我先後7次去保定、用了10個月時間，尋遍了該老闆的各個住處、辦事處，甚至是他經常出沒的洗浴中心，都找不到他的蹤影。最後一次去保定的時候，終於在一處僻靜的住處找到了老闆，藏無可藏的欠薪老闆“不堪其擾”，終於支付了工錢。

　　其實，做律師除了要有專業素養，更要有明辨是非之心、不畏強權之心，持心守正路才不會走偏，堅持正義和真理才能獲得成功的垂青。

　　從2006年開始，我規定所內每個律師除了在自己的法律領域辦案以外，每年至少要代理2起法援案件。至今，我們律所200多名律師已經累計受理了4000多件法援案件。而目前僅北京市法援中心、各區法援中心受理的援助案件每年就有兩萬件以上，可見需要援助的群體還是非常龐大的。因此，個人的力量很是微小，希望有更多律師加入到法援隊伍中來，讓我們一起用心中的陽光點亮弱勢群體的希望，用律師的知識和嚴謹守護正義的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