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論壇】經濟界大咖熱議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改什麼？怎麼改？

　　供給側改革三避免：避免價格扭曲、通縮、改革空轉

　　“十三五”開局之年，供給側改革成為各界關注的重要問題。

　　從去年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首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抓好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再到2016年1月26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研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都表明這項改革將深刻影響中國社會經濟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指出，制定好方案是做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涉及面廣，影響深遠，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正因如此，會議分別聽取了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住建部、人民銀行、國資委關於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8個工作方案思路的彙報。

　　供給側改革受到多方關注。2月19日下午，“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在北京釣魚臺召開。此次年會的主題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提升發展品質”。包括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易綱、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等都發表了各自觀點。《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在現場採訪了這些經濟界大咖們，他們認為供給側改革應該改什麼？怎麼改？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

　　供給側改革改什麼？

　　消除價格扭曲、消除實現轉型的體制性障礙

　　周小川：結構問題，特別是實物供給和需求産生的結構性問題反映的就是價格問題，所以結構性問題就是價格問題，當然必須有一個有效市場假説。結構改革或者説結構調整也是價格改革和價格調整。這裡要有一個例外，就是市場失效的環節。在市場失效的環節政府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或者發揮更好的作用。

　　之所以説市場有一小部分情況下是無效的，是因為過去傳統的經濟存在外部效應，讓市場決定價格可能存在誤導。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是消除價格扭曲，把價格扭曲改革掉。

　　樓繼偉：在新常態下，要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勞動合同法對企業的約束，在立法和司法層面上有所體現，很大程度降低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不利於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最終導致勞動生産率低。最近10年，用工制度脫離勞動生産率，工資剛性上漲，這使得我們的競爭力越來越不足。當然，不能説問題就完全是勞動合同法造成的，下一步應該保證勞動市場靈活性。如果有動力的話，應該把職業培訓和企業結合起來，這樣才能提高勞動生産率。

　　吳敬璉：我們現在陷入了一個困境，出現了兩個現象。第一個現象投資回報遞減。另外一個就是杠桿率不斷提高，蘊藏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

　　因為供給側幾個因素都在減弱，一個是人口紅利消失，一個是增加投資難以為繼，潛在增長率下降。在這個震蕩下，處方就是通過糾正資源的錯誤配置，改變結構惡化的狀況和建立相容的激勵機制來調動積極性。把主要依靠投資實現的增長，轉到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實現的增長。所以問題的核心和實質就是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

　　加快經濟發展轉型成敗的關鍵，是能不能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實現轉型的體制性障礙。從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以來，正式提出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已經20年了，但是直到現在轉型還沒有完全實現。怎麼才能解決呢？那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用全面深化改革消除這些轉型的體制機制障礙，發揮市場的作用，發揮市場的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發揮市場有效激勵機制的作用來實現轉型。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

　　供給側改革中如何運用財政政策避免通縮？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要把總需求管理好

　　周小川：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由於很多國家財政政策空間比較小，過去債務比例高，所以有一些過度依賴貨幣政策。近兩年國際很多場合在討論對貨幣政策的過度依賴問題。另外可能過度依賴凱恩斯主義的措施，搞了一段時間以後就會過頭，大家就會討論這個事。從這個角度來講，供給側和需求側也是相匹配的，是相互配合的。

　　易綱：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要把總需求管理好。如何適度管好總需求？第一點，總需求管理要不産生債務通貨緊縮的危險。第二點，不能超越社會承受的能力。第三點，不出現流動性比較大面積的緊縮。要守住這三條線。

　　總需求的政策，一個是財政政策，一個是貨幣政策。我們現在實行的是積極財政政策，可以在鼓勵消費、儘量減少擠出效應上多做文章。貨幣政策實行的是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穩健、適度、靈活，要避免過多的放水和寬鬆。應該説總需求管理的主戰場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是同時，也有一些補短板的政策，既是供給又是需求，把補短板的政策運用好的話，也會適度擴大總需求。

　　歷史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結構性改革，産生了緊縮效應，造成這個國家需求進一步緊縮，有的陷入通縮的情況。因此我們在結構性改革的同時，要做好總需求的管理，這是基於歷史經驗的總結。

　　財政政策是天然的結構性政策，所以財政政策在供給側改革的時候，應當是需求管理的主戰場，財政政策有很多結構性考慮，比如説扶貧、結構性調整。貨幣政策還是要穩健。貨幣政策要避免過度寬鬆。因為貨幣政策過度寬鬆，可能會産生資産價格的泡沫和人民幣貶值的壓力。

　　財政部長樓繼偉、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從左至右)在交流。

　　主要依靠市場的力量，還是主要依靠行政手段？

　　要避免改革空轉，讓頂層設計落地生根

　　楊偉民：下一步如何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最主要的就是按照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做下一步工作。第一，要搞清楚情況是什麼。我們對現實狀況有一定了解，但還不是十分精確，比如説鋼鐵産能到底有多少，其中僵屍企業有多少，佔多大的産能。處置這些僵屍企業帶來多少不良資産、不良貸款，涉及到多少職工。找到病根，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原因不清楚，出臺的政策可能南轅北轍，甚至適得其反。

　　第二，目的要明確，目的是手段，防止本末倒置，如果把企業關了，但是過剩産能沒有實質性減少，就沒有達到目的。不要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成筐，什麼都往裏裝。

　　第三，任務要具體，確定紅線好操作。每一項重點任務都要具體化，如何幫助企業降低成本，都可以進一步細化。比如説降低企業稅費負擔，説明降低哪些稅費等，應該一一列出清單，限期完成，處置僵屍企業，可以從鋼鐵、煤炭先動手。

　　第四，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與企業的關係。處置僵屍企業當中，中央政府做好頂層設計，給予財政補貼，地方政府停止對僵屍企業的財政補貼和其他財政補貼。地方政府負責下崗職工基本生活，央企僵屍企業要輔以行政措施。

　　第五，措施要有力。供給側改革的許多任務是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帶來的後遺症。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不確定性增多，所以我們去産能、去庫存、降産能時間窗口非常短。“十三五”頭兩三年十分關鍵，如果沒有明顯的進展，加上國際經濟形勢的波動，我們今後面臨的困難可能更多。

　　吳敬璉：從執行中央供給側改革決定的情況來看，有兩個問題亟須解決。第一，提高經濟發展的品質，是主要依靠市場的力量，還是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建立健全市場機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而且需要相關的機構和人員放棄一切既有的權力和利益，所以往往步履維艱。

　　因此，對於政府機關和官員來説，最順手的就是老方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干預。一方面下達指標壓縮過剩産能，消除房地産庫存，要求網路提速降費；另一方面設置各種各樣的扶持基金和高新技術開發區，企圖用高投資、高補貼推出一個科技創新的高潮。可是近年來的經驗證明，優化結構必須優化良好的體制機制，再輔助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調結構是很難取得成功的。

　　第二，需要我們注意和加以改進的地方就是，決策部門、執行部門好像有點慢。所謂改革空轉，領導部門忙著發文件，下級部門忙著學文件，一個文件還沒有學完，第二個文件又來了，叫做改革空轉。這種批評，有一些可能不實，但是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警惕。一定要把這些很好的改革頂層設計、指導意見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