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雲南財經大學財政與經濟學院 應用經濟系主任 唐柳潔

　　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內外學者因“供給側”三個字聯想到了美國的“裏根經濟學”，從而展開了“薩伊定律”與“凱恩斯定律”誰能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爭論。經濟學所講的“供給”與“需求”都包含了“有效”性，即消費者與生産者的意願以及能力兩重屬性。消費者有能力但沒有意願購買，生産者有意願但沒有能力供給，這都不是有效的需求和供給。

　　2016年1月4日，李克強總理在太原主持工作座談會上以圓珠筆頭上的“圓珠”為例説明瞭當前中國經濟中供需的結構性矛盾——消費者有意願和能力消費，而生産者卻沒有能力提供消費者意願商品，與此同時，非意願的存貨投資不斷增加，最終導致無效供給與經濟失衡。而供需矛盾背後也説明瞭我國當前的根本任務仍是發展生産力。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增長來源於兩個主要因素：大規模的資本投資（來自國內的高儲蓄和外國投資）和生産力的快速增長。其基本邏輯是經濟制度改革解放了生産力，提高了生産，從而帶來了更多的産出、投資和不斷的經濟增長。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一些西方媒體不斷用“崩潰”、“經濟危機”、“泡沫破裂”等字眼來質疑中國經濟。而中國的實際情況卻沒有驗證這些媒體的論點。

　　從國內投資看，Wayne M. Morrison于2015年10月21日在一份題為《中國經濟增長：歷史、趨勢、挑戰以及對美國的啟示》的美國國會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的儲蓄率仍然高於美、德等發達國家，而正在推進的金融市場改革不斷將儲蓄轉變為有效的投資。中國的國內經濟可能放緩，但政府和企業對外投資正處於歷史最高水準。

　　中國投資者在尋找海外更高、更安全的回報，以此來建立自己的品牌參與全球競爭。從外國投資看，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數據，2015年，非金融部門實際外資投資（FDI）同比增加6.4%至7814億元。服務業部門外商直接投資為4771億元，較2014年增加17.3%。高科技製造業外國直接投資增長9.5％達到94.1億元，佔製造業投資的23.8％。2016年1月4日，日本媒體的一篇題為《從製造到服務——中國經濟2016年展望》文章指出，受益於靈活的供給側改革措施，中國國內企業在新興産業的發展將提速，而外資在高新技術産業的投資將快速增長，並進一步擴大對通信、電子商務和新能源領域的投資。

　　從生産力角度，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生産力增長是得益於制度改革將資源配置到更高效的用途中，隨著中國的科技發展接近主要發達國家，生産力增長、實際GDP增長水準會較歷史最高水準顯著減慢，除非中國成為新技術和創新中心或者實施新的全面經濟改革。

　　華盛頓大學的創新副主管Vikram Jandhyala教授于2015年12月26日撰文指出，中國作為世界製造業大國擁有1.5億工人、比日本大5倍的供應商網路。這使中國企業能夠進行大規模、可持續創新。他以高鐵的例子指出存在於美國和歐洲的那些認為中國只是吸收或重新改造別人技術的觀點已經過時，相較于矽谷公司“從0到1”的創新，中國正利用龐大的規模力量實現“從1到n”的創新發展，並加速成為全球創新領導者。而對於未來，研究中國科技創造能力的英國教授James Wilsdon用體育發展與創新做了一個類比，中國從奧運會金牌榜第11名（1988年）上升至第1名（2008年）只用了20年時間，“如果中國在體育方面實現了這樣的速度，那麼成為科學和創新的領導者的時間會長嗎？”

　　從數據和國外學者的研究中，我們並沒有找到中國生産力停滯或經濟危機的證據。相反，隨著供給側改革措施的推進，中國企業將加快向高端、智慧、綠色方面轉型轉産，生産力將進一步提高。因此，中國的“供給側”改革不是“裏根經濟學”的模倣和複製，其核心內涵是深化改革解放生産力，提升經濟增長的品質和數量。對於中國經濟2016年的表現，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Stephen Orlins、亞行行長中尾武彥、日本首相安倍都表示出信心，其共同的認識是近期股市和幣值的波動並沒有改變中國經濟向上的趨勢，中國經濟正在以穩健的步調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