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正式發佈，勾畫出中國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全景藍圖。而對於十八屆五中全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目標的實質性內涵和具體舉措的最權威解讀，可以從最權威讀物《〈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輔導讀本》中找到答案。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輔導讀本》編寫組人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書中撰文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高速增長，在速度變化的背後，更重要的是結構調整和增長動力轉換。在原有發展動力減弱的情況下，如何加快培育發展新動力，實現新老動力的平穩轉換，成為“十三五”時期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要“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

　　劉世錦指出，按照這一要求，加快培育和形成發展新動力，在供給方面，要進一步優化要素配置，全面提升要素生産率；在需求方面，要有效發揮消費、投資和出口的協調拉動作用。必須加快相關領域改革，切實轉換發展方式，使我國經濟由以往主要依靠成本要素驅動，轉入更多依靠效率提升、創新驅動的軌道。

　　據了解，《〈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輔導讀本》由習近平總書記領銜的84人豪華編寫組編著，收錄了15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及43位省部級領導和專家撰寫的文章。全文如下：

　　培育發展新動力

　　劉世錦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高速增長。在速度變化的背後，更重要的是結構調整和增長動力轉換。在原有發展動力減弱的情況下，如何加快培育發展新動力，實現新老動力的平穩轉換，成為“十三五”時期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要“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按照這一要求，加快培育和形成發展新動力，在供給方面，要進一步優化要素配置，全面提升要素生産率；在需求方面，要有效發揮消費、投資和出口的協調拉動作用。必須加快相關領域改革，切實轉換發展方式，使我國經濟由以往主要依靠成本要素驅動，轉入更多依靠效率提升、創新驅動的軌道。

　　 一、優化要素配置，推動新技術、新産業、新業態蓬勃發展

　　過去30多年我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要素生産率較傳統計劃經濟時期明顯提高，但更多地還是依靠要素數量的增長。近些年來，我國的發展條件和發展環境出現了重要變化，如勞動年齡人口總數已經連續多年下降，勞動力、土地、環境等要素成本持續上升，重要工業産品相繼出現歷史需求峰值等，導致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有所下降，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必須把著力點更多地放到提高要素生産率上。這樣，全面提高要素生産率，就成為“十三五”乃至更長一個時期經濟工作的一項中心任務。

　　全面提高要素生産率，需要推動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的合理流動，進一步提高其配置品質。理論分析和實際經驗都表明，那些效率低的行業、地區和企業，通常都存在要素流動不暢的問題，或者流動不了，或者流動不足。低效的要素出不去，高效的要素進不來，長此以往，落入了低效率困境，且難以擺脫。其原因只要還是體制機制和政策的問題，如行政性壟斷、準入限制不當、市場主體地位不平等、企業體制僵化、要素市場發育滯後等。據有關研究，我國不同行業、企業、所有制之間的生産率差距相當明顯，通過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提高效率的潛力很大。強調培養發展新動力、提高要素生産率，首先要關注已有的增長領域，在老領域中挖掘新動力。例如，在石油天然氣、電力、鐵路、通信等存在行政性壟斷的領域，通過放寬準入、鼓勵競爭，將會有效降低成本，提高産品和服務品質，同時也將帶來可觀的投資機會。

　　培育新的發展動力，更多地要著眼于新領域，激發創新創業活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産業轉型升級、新技術的創新和推廣，將可能催生某些新産業，但從大的方面看，出現類似房地産、鋼鐵、汽車等能夠帶動經濟增長上大臺階的支柱性産業的可能性較小。新常態下，新增長點將主要以新技術、新機制、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等形態出現，如“網際網路+”、綠色發展、機器代替人工等。它們通常影響都大多數乃至所有行業，是“覆蓋式”的；其特徵主要不是外延式擴張，而是內涵式地提高效率。以“網際網路+”為例，近年來在零售環節發展很快，通過降低成本、擴大消費選擇範圍、改進産品和服務品質等，表現出多方面優勢，已經成為增長最快的領域之一。從發展前景來看，如果説網購是“序幕”，網際網路與生産過程的深度融合將可能成為“重頭戲”。“網際網路+”已經成為當前創新創業最為活躍的領域之一，同時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市場和競爭力的産業配套條件，還面臨著産業大規模洗牌重組的機遇，完全有可能在這個領域涌現出一批世界級的技術、産品、商業模式和大企業，進而實現具備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

　　二、調整需求結構，更好發揮消費、投資、出口的協調拉動作用

　　我國經濟以往的高增長得以持續，從需求角度看，主要是依託高投資。近些年，隨著增長速度放緩，需求結構發生了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變化。2015年前三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産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58.4%，比上半年同期提高9.3個百分點。出口增速由過去20%以上降到兩位數以下，貿易順差佔國內生産總值比重也相應下降。我國經濟已經轉變為更多依靠消費和內需帶動的經濟。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更好發揮消費、投資、出口的協調拉動作用，對穩需求、穩增長，在需求方面培養發展新動力，意義重大。

　　消費在增長中的基礎作用更為凸顯。以往較長一個時期，我國消費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只是由於投資的增長速度更高，於是形成了消費比重偏低的現象。隨著整體經濟速度放緩，特別是投資的明顯減速，消費增速也會出現一定程度的放緩。在這種情況下，保持消費相對較高的增速，對穩需求尤為重要。在穩定傳統基本需求的同時，要重點關注新的消費增長點。例如，在過去一些年，汽車、移動通訊設備等産品消費，佔到居民消費增量的較大比重。在數量增長的同時，要著力提高消費品質，引導消費向智慧、綠色、健康、安全方向轉變。在産品消費逐步得到滿足的基礎上，增長的重點將轉向服務消費，包括旅遊、養老、休閒、體育、文化娛樂等領域的消費。應當保持和加強這些領域已經出現的增長加快勢頭，帶動居民消費結構上一個大的臺階。

　　投資在增長中的作用仍為關鍵。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投資減速最為明顯，但這並不意味投資不再重要。要使經濟在較長一個時期內保持中高速而非中低速以至低速增長，投資依然起著關鍵作用。以往較長一個時期，房地産和基礎設施投資佔全部投資的50%左右，製造業投資佔比在30%以上，而製造業投資又在較大程度上依賴於房地産和基礎設施投資。目前房地産投資的歷史峰值已過，基礎設施的投資空間也逐步收縮。在穩定並適應房地産、基礎設施投資變化態勢的同時，投資重點要相應轉向推動農業現代化的多方面投資、推動製造業轉型升級的設備投資和生産性服務業投資、推動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資訊消費投資和服務消費投資等。在調整和優化投資結構、保持適當投資增長率的同時，更重要的是改進投資效率，擴大有效投資，提高投資産出比，使投資更好地成為提升效率、創新驅動的載體。

　　出口對增長的支撐作用也不可低估。近幾年我國出口增速減緩，有國際金融危機後全球增長乏力的影響，但主要還是隨著我國勞動力、土地、環境等要素成本上升和人民幣匯率升值，出口競爭力相對下降所致。這一變化符合國際經驗和發展規律，也有助於減輕貿易順差比重過高帶來的壓力。然而，保持出口適度增長仍很重要，且面臨不少新的挑戰。我們需要更好地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更好地在全球範圍內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為此必須加快出口産品和服務的轉型升級，提升勞動密集型産品出口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增加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産業的競爭力。同時，要與資本的引進和輸出相結合，有效提升我國産業在全球供應鏈上的位置。一方面，增強對外投資和擴大出口的結合度，使二者相互支撐、相互推動；另一方面，也要繼續引進外資、增加進口，更好利用境外的技術、管理、商業模式、人才等，在更大範圍內優化配置資源，推動我國一批行業和企業形成長期穩定的國際競爭力。

　　三、切實促改革、轉方式，使我國經濟轉入效率提升、創新驅動的軌道

　　培養新的發展動力，不論是供給方面優化資源配置、提升要素生産率，還是需求方面協調發揮消費、投資和出口的拉動作用，都要求深化相關領域改革，在轉變發展方式上取得實質性進展，進而實現發展動力的平穩轉換。

　　首先，按照負面清單管理辦法，進一步放寬準入。既要“放小”，改革商事制度，便利小微企業的進入和發展；也要“放大”，重點在石油天然氣、電力、鐵路、電信、金融等領域破除行政性壟斷，引入行業外大的投資者，激發競爭活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加快戶籍制度、土地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改革，推動城鄉之間人員、土地、資本等要素雙向流動、優化配置。轉變城市發展方式，使以往孤島式城市變為分工合理、相互依存、協調發展的網路型城市體系，並以此拓展新的投資空間。

　　其次，加大嚴重過剩産能調整力度，積極推進産業重組。重化工業等領域産能嚴重過剩，是近期工業品出廠價格和工業利潤下滑的重要原因。必須使市場在結構調整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快違規、低效産能的退出，妥善解決人員安置、債務負擔等問題。積極探索“網際網路+”優化配置資源的有效途徑，著力破除行政區別、所有制等方面的阻隔，在優勝劣汰的基礎上加快産業重組，培育和強化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再次，促進創新資源的合理流動，營造創新創業的有利環境。創新活動有其內在規律。促進生産要素流動，尤其重視創新要素的合理流動和集中，形成若干個創新型城市和區域創新中心。政府要從以往的“重扶持”轉向“重環境”，避免制定具體技術路線，儘量不搞對特定企業的扶持，著力形成和維護公平競爭秩序，保護智慧財産權，提升人力資本品質，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形成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適宜環境，學會更多地用適應市場經濟規律的辦法促進創新創業。

　　第四，穩定和發展資本市場，為産業升級、創新驅動提供有效金融支援。以往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對引進技術為主、追趕型的增長提供了較為有效的支援，但已不適應新常態下産業升級、創新驅動的需要。加快資本市場改革，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避免或減少資本市場大的起伏，重點發展與轉型升級、創新創業相適應的金融工具，提高企業的股本比例。將“去産能”與“去杠桿”相結合，降低並化解金融風險。發展和完善政策性金融工具，創新投融資模式，積極探索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有效方式。

　　第五，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品質和水準，以開放促改革、促轉型。新形勢下對外開放既有挑戰，更有機遇。在我國深度參與全球分工的態勢下，要爭取佔領全球貿易投資規則制定的制高點，由以往的被動應對逐步轉到主動引領。加快國內自貿區的創新和發展，將成功經驗複製推廣到其他地區。進一步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吸引外資企業將高水準研發中心和其他優質資源佈局到中國。對外投資應將重點放在吸收利用國內短缺的技術、管理、品牌、供應鏈、行銷渠道等要素上，取長補短，努力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提升。以服務業為重點推動更高水準的對外開放，在教育、醫療衛生、體育、文化娛樂等領域，以對外開放帶動對內開放，激發競爭活力和需求潛力，為經濟穩定持續發展擴展新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