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一帶一路”是我國主動應對全球形勢深刻變化，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通過“一帶一路”戰略佈局，我國主動深化與沿帶沿路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多方面合作，將有效促進亞太和亞歐區域經濟整合。在這一戰略推進歷程中，如何提升金融支撐力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一)

　　古代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貿易初期主要以“物物交換”為主。隨著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商品交換數量、範圍與頻率的擴大，對金融支援的需求越來越強烈。不管是“絲綢之路”古道上中外古幣的發現，還是海上絲綢之路海底打撈上來東西方銅幣都印證了絲綢之路的貿易與金融共生共伴，絲綢之路孕育和催生金融支援。漢朝以前，絲綢之路沿線上的絲綢、茶葉、象牙等主要商品都充當過實物貨幣交換。漢朝時期，以金屬貨幣作為東西方貨物互相交換工具，加速了絲綢之路貿易的發展。唐朝時期，絲綢之路上形成了以唐朝貨幣為基礎貨幣的匯率雛形，唐朝貨幣承擔著國際區域貨幣的角色。宋元朝時期發行的紙幣更是在絲綢之路上的西亞、南亞和東南亞廣泛流通，其流通範圍之廣、影響之大是當時世界上任何一種貨幣都無法比擬的。由此可見，我國古代金融體系有力地支援絲綢之路建設，加速絲綢之路貿易的繁榮及東西方的融合。金融在古代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上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

　　從歷史上看，我國貨幣使用範圍擴展到了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諸多領域，並通過貨幣和金融這一媒介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緊密連接在一起，不僅加速了絲綢之路沿線貿易與交通運輸的發展與繁榮，而且有效地增強了東西方的人文溝通與交流。以史為鑒，實現“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迫切需要金融發揮積極引領和帶動作用。

　　(二)

　　改革開放以後，雖然我國在經濟增長、脫貧解困方面對人類作出很大貢獻，但與世界的互動模式仍然存在被動特徵。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國際力量對比使得這種互動模式在發生顯著變化。新時期我國對區域及全球事務的參與方式，已明顯從過去的“韜光養晦”轉向更積極主動的作為，積極創造國際新議題，尤其是“一帶一路”戰略以及中國發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這必將會帶來世界秩序新的風貌。

　　目前一些金融機構由美、歐、日等傳統發達經濟體主導。這些機構並非商業銀行，功能主要是透過優惠性融資及開發項目，促進經濟發展及消除貧窮。但其融資往往附帶許多政治條件，而且有先後順序，也有大小之分，因此，此類融資決定權其實折射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不平等的影響力。

　　我國是既有國際經濟秩序的堅定維護者，也是積極的創新者，正在通過IMF、G20等渠道，以及通過設立亞投行等促進國際金融體系的完善，同時，將更多的議題和主張體現到國際金融治理領域中去，作為現有國際秩序變革的建設性推動力量，通過主導多邊金融機構參與國際金融領域治理。隨著亞投行、金磚銀行、絲路基金等多邊金融機構的誕生與成長，會有效促進發展中國家國際融資環境的改善並逐步提升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話語權。

　　(三)

　　組建亞投行是以促進亞太區的互聯、互通建設和經濟一體化進程，並解決亞洲開發銀行與世界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資金不足問題為主要考慮，與亞開行和世行是互補關係，不是競爭關係，我國是世界原有金融秩序維護者和執行者。同時，亞投行也是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資金支撐，體現了中國推動周邊國家互聯互通，提高抵禦國際經濟風險能力的戰略目標。亞投行、絲路基金等是以金融方式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實現，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互通的目標提供中長期投資資金，與早期成立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形成合力，為現有國際金融治理機制注入新鮮活力，以增量方式穩步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治理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一、金融支援“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方向與路徑

　　金融支援“一帶一路”建設涉及融資服務、金融合作、金融業開放以及金融與貿易投資便利化、對外開放體系之間的互動等問題。

　　一是探索如何利用金融力量解決“一帶一路”建設所需鉅額資金問題。“一帶一路”建設需要資金支援，需要發揮金融的作用，建立切實可行的投融資機制，整合沿帶沿路相關國家金融資源，以外匯儲備資金、産業基金、對外援助資金為杠桿，撬動全球資金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建立利益共用、風險共擔，責任、義務與實力相平衡的金融支援方案。

　　二是嘗試以“一帶一路”建設促進金融合作、擴大金融對外開放問題。推動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應用力度，助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將“一帶一路”建設作為金融開放的試驗田，用全球資金之水，灌溉“一帶一路”建設之田。

　　三是以金融合作促進對外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提升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為建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提供堅實支撐，開創高水準對外開放新局面。

　　目前當務之急是一方面要正確評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發展階段、整體金融實力、金融合作現狀和金融利益訴求；另一方面要正確測算“一帶一路”建設資金需求總量與結構、投融資方式和利益協調，人民幣在“一帶一路”貿易和投資中的運用，外匯儲備資金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杠桿作用，銀行、證券、保險、信託等機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方向與路徑等。

　　二、金融支援“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建議

　　我國必須培育壯大金融力量以適應未來國際金融格局的變化。“一帶一路”已經從構想邁入務實階段，要以創新思維切實辦好“亞投行”和“絲路基金”，逐步實現習近平主席提出的“發起並同一些國家合作建立‘亞投行’是要為‘一帶一路’有關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援，促進經濟合作。設立‘絲路基金’是要利用我國資金實力直接支援‘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目標。

　　(1)積極推動國際金融治理的建設性改革。為了能夠在現有的國際規則體系內提升自己的地位，從改變現有不合理國際規則開始，推動國際金融治理的建設性改革，使全球財富的國際分配相對公平合理。“規則的制定者註定是規則的受益者”。發展中國家亟需在國際規則調整和新規則制定過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獲取與自身實力相稱的地位，主動成為國際秩序的“建設性改革者”，以使“一帶一路”獲得更多國際金融機構支援。

　　(2)促使亞投行與現有國際金融機構建立合作關係。當今世界面對的是一個高度發達的、擴散至全球的、一體化的、制度化的以規則為基礎秩序的世界，對其進行改變難度可想而知，更為重要的是現有新興大國自身沒有構建全球秩序的經驗。因此，原有世界金融秩序仍可維持，只是需要重塑其中一些規則以適應現實的變化。長期主導世界級金融機構的歐美個別國家，雖然很難心態平和地接受來自中國的亞投行挑戰，但未來世行和亞開行有可能與我國主導的亞投行等之間建立一個合作關係。因此，我國要積極做好環境和公平制度等規則制定方面工作，積累經驗，為與美國等發達國家開展相關談判提供實證樣本和依據參考，進而為我國參與國際經貿新規則的制定提供中國版本。

　　(3)做好金融人才儲備和議題儲備為各國的“民心相親”服務。金融支撐光有資金還不行，還要有國際金融人才儲備和金融議題儲備。我們需要建構使“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對合作共贏、分享利益所信服的新型金融理論，而且需要拿出具體的行動，特別需要為沿線各國培養一批通曉中國與國際金融規則的開發性金融人才。“積水成淵、積土成山”，國家間關係發展需要人才的交流與合作，更需要這些人才為各國的“民心相親”積累作貢獻。

　　(作者蘇一凡係廣東工業大學黨委書記、廣東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