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認識經濟新常態，2014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此給出了明確的回答，從“過去”“現在”“未來”的視角來觀測、分析和預見了新常態的九大趨勢。這一回答既解釋了為什麼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會有所下降；也説明瞭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具有了許多不同以往的新變化與新特點、新趨勢與新挑戰；也意味著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還意味著我國經濟發展的優勢和動力也發生重要變化，有的不斷強化，有的出現衰減。

　　認識新常態，需要判斷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從大的歷史階段看，中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最大的基本國情。誠如習近平同志所言，既要看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沒有變，也要看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每個階段呈現出來的新特點。從具體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看，中國已經進入中等偏上的發展階段。因此黨中央提出要準確把握、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就是適應國際國內環境變化、辯證分析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徵做出的判斷。

　　所謂新常態，就是我國經濟更高級的發展階段，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所經歷的量變到部分質變、積累到躍遷的過程，也顯示了發展的階段性及其特徵，因此，需要從多個角度來分析新常態不同於過去的主要特徵和具體特徵。

　　中國經濟正在邁向新的發展階段

　　一是中國正在從上中等收入水準向高收入水準邁進。1980年，按匯率法計算，中國每人平均GDP為220美元，屬於極低收入組，在世界188個國家中位居第175位。2001年，中國每人平均GDP達到1000美元，進入下中等收入組，在世界207個國家或地區中位居141位；2010年，中國每人平均GDP達到4240美元，進入上中等收入組，在215個國家或地區中位居120位；2014年，中國每人平均GDP達到7593美元，在世界213個國家和地區排名第96位。並且中國已有8個地區每人平均GDP進入10000美元(位居世界第88位)。按照這一總體發展趨勢，中國將在2020年-2023年期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就意味著，今後中國必須通過創新驅動發展，成功地突破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是中國已經從中高人類發展水準(HDI，即人類發展指數小于0.700)向高人類發展水準(HDI大於0.700)邁進。1980年，中國HDI為0.423，屬於低人類發展水準；1990年，上升至0.502，進入中人類發展水準；2010年，上升至0.700以上，進入高人類發展水準；2015年，中國HDI預計將達到0.727，在世界187個國家或地區中居87位。展望“十三五”時期，中國人類發展水準將會繼續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準和均等化程度也會穩步提升，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將更充分地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更充分地轉化為人類生活需求，人類發展需求也將得到更大滿足。到2020年，中國的HDI將進一步提高至0.760，其中人口教育和健康指標對提高人類發展水準貢獻更為顯著。到那時，中國在世界的排位相當於目前第69位的土耳其。

　　三是中國將從富裕型消費結構(恩格爾系數在30%-40%之間)向更富裕型(恩格爾系數低於30%)邁進。2013年，中國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分別為35.0%和37.7%，到2020年，二者將分別降至30%左右和33%左右(見表1)，達到或接近世界更富裕型消費結構國家。這既反映了居民的食品、服裝和家電等耐用消費品佔總支出的比例將會不斷下降，又反映了居民在住房、醫療、教育、文化與娛樂領域的支出比重將不斷上升，居民生活品質將有進一步改善。由於恩格爾系數指標不受價格水準差異或變動的影響，要比每人平均收入更能反映中國城鄉居民實際生活品質和水準，因此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重要的標誌。

　　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增速在世界仍屬高增長

　　中國仍處在經濟起飛過程，如果從1978年算起，這一起飛過程持續了30多年的時間，並將持續到2030年或更長的時間。在這一經濟起飛過程中，先後出現了兩個階段，一是1978-2011年的高速增長階段，GDP年平均增長率為9.9%；二是2012年以後的中高速增長階段，GDP年平均增長率在7%以上。實現這一階段轉變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經濟規模效應。中國GDP的規模越來越大，按匯率法計算已經超過了10萬億美元，按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也達到了17萬億美元，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即中國和美國，具有這樣的經濟規模。體量大了，增長速度自然會遞減。美國從2000年跨進10萬億美元之後，經濟增長率就再沒有超過3%。二是追趕效應，中國與美國的相對差距正在不斷縮小，也會使追趕速度發生遞減。

　　面向未來，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將面臨四個方面的硬約束：能源供給約束；其他主要資源供給約束，包括耕地資源、水資源、重要礦産資源；環境品質約束；二氧化碳排放約束。只有中國經濟從10%左右的增長率下降至7%左右的增長率，直接減少了對上述生産要素需求的增長率，此外各類能源消費需求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長彈性系數也會有所下降，進而才能夠大大緩解上述四大約束，尤其是第四個約束，既是國內約束，更是國際約束。這在客觀上也要求增速遞減。

　　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也是最近幾年來中國政府主動調整、主動減速的結果。例如從經濟增長預期目標來看，“十五”“十一五”提出的預期目標分別為7%與7.5%，但實際值比目標值分別高出2.5個百分點和3.7個百分點，這也解釋了為何這兩個時期始終未能完成結構升級(如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提高3個百分點)等目標。進入“十二五”時期，預期目標調整至7%，2011年年度目標為8%，2012-2014年則降低至7.5%及左右，今年又進一步降低至7%左右。隨之，經濟增長率的實際值就從2010年的10.4%下降至2014年的7.4%，下降了3個百分點。因此，經濟增長率的轉變是我國政府主動適應新的發展階段，主動加以調整的結果。我們發現，實際值與預期目標值之間的差距明顯縮小，以至於接近目標值(見表2)。這其實反映了主觀與客觀之間的差距在縮小，宏觀調控的水準在不斷提高。

　　因此，“十三五”時期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為7%左右，是適宜的，實際情況可能會在7%以上，這就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的重要特徵。從國際比較的視角看，7%以上仍然是世界上高增長類型。

　　新常態下將實現更有品質的經濟增長

　　從人口結構來看，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下降，人口紅利達到高峰後開始下降；人力資源紅利(指新增勞動力人力資本水準)規模越來越大，全國大專以上人口由2010年的1.19億人上升至2013年的1.3億人，超過世界總人口第11位的日本(2014年日本全國總人口為1.27億人)，到2015年預計突破1.5億人，也會超過世界總人口排第10位的俄羅斯(2014年俄羅斯全國總人口為1.4億人)，凈增大專以上人口3000萬，如果再加上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凈增超過3000萬人，他們全部進入就業隊伍，將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口紅利下降的影響。

　　從增長動力來看，未來將仍然依靠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資訊化、農業現代化和基礎設施現代化拉動經濟增長。從增長需求來看，消費需求將大於投資需求，投資需求又更多體現了有效投資和長期投資的需求。從增長來源看，要素投入特別是投資增長率有所下降，無論是技術創新、供給創新、市場創新，還是勞動力和人才培養競爭轉移流動，都會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從增長效率來看，經濟體制改革都會有效地改進各類要素特別是土地、資源、資本等的配置效率。從增長效益來看，不僅促進了經濟效益，而且還促進了社會效益、文化效益、生態效益的提高。例如，有效的創造就業本身不僅具有私人收益率，還具有社會收益率，不僅具有經濟效益，還具有其他效益。概言之，所謂“中高速增長”就是“實現有品質有效益的速度，實現實實在在沒有水分的速度。”

　　經濟結構變遷將發生質的變化

　　首先，從生産結構看，我國將從工業主導的産業體系轉向服務業主導的現代産業體系，推動服務業大發展作為産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重點，繼續提高服務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

　　其次，從需求結構看，我國將從投資為主、消費為輔轉向消費為主、投資為輔，特別是不斷提高居民消費率，由於國內市場總體規模居世界前列，因此消費將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我國將繼續擴大有效投資，特別是擴大具有長期性、公共性、互聯性的基礎設施投資，以及開發性新技術、新産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將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再次，從就業結構看，我國將從農村勞動力為主轉向城鎮勞動力為主，繼續提高服務業就業人數佔全社會就業人數的比重，發展新興産業、服務業、小微企業等就業密集型、技能密集型、資訊密集型産業。

　　總結起來，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本質上就是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升級版。因此，需要把握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既要準確把握、認識新常態，又要順其自然，適應新常態，更要因勢利導，引領新常態。

　　(胡鞍鋼 作者係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