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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紅:亞投行是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創新

  • 發佈時間:2015-03-25 08:01:05  來源:新華網  作者:佚名  責任編輯:王斌

  -在現有全球金融機構主要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背景下,更多體現新興市場國家意志的亞投行是一種新型的南北金融合作形式。從全球金融治理角度看,亞投行的建立是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一項制度創新。

  -亞投行作為一個平等、包容、高效以及充分體現新興市場國家意志的新型多邊金融機構,反映了中國的訴求,符合成員國的利益,有助於全球金融治理結構的改善,更惠及世界經濟長期可持續的發展。借助融資平臺,中國也將增進與其他國家的政治互信,利於世界和平發展。

  -籌建亞投行對於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域內域外國家都是共贏的選擇。中國願意用自身資金積蓄的力量以補全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短板,做的是利於亞洲經濟發展的好事。而多個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對亞投行投信任票,重要原因就是它們看好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商機,也顯示出其對中國經濟的信心。

  亞投行——當下最炙熱的字眼。隨著英國宣佈申請成為亞投行創始國,德法意等國也表示願意加入,西方七國集團過半成員“搶籌”亞投行。而美國的態度是“沒有必要成立亞投行”,日本官員則稱“疑問若得不到響應,日本很難加入這個機構”。一時間,定位於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為“基建”投資提供資金支援、由中國主導的亞投行,成為世界輿論的漩渦和焦點。

  為什麼各國對亞投行態度迥異?該如何理解亞投行?亞投行未來發展會最終落子在哪?對此,記者日前專訪了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紅。

  為了亞洲的共同繁榮

  上海證券報:籌建亞投行的倡議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于2013年10月出訪東南亞時提出來的,預計2015年內成立。在首批21個創始成員國中,中國持有該銀行高達50%的股權,是其最大股東。目前,總部設在北京,這是第一家將總部設在中國的區域開發銀行。那麼,設立亞投行有什麼意義?

  高海紅:中國提出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得到了積極響應和廣泛支援,目前意向創始成員國已增至33個。這是一個動態過程,加盟成員還會有增加。

  其實,設立亞投行的初衷十分簡單,即從機制上提供有力保障,為區域國家發展提供資金支援,實現真正的互利互惠。亞投行將致力於調動可用資金,推動儲蓄向實體投資轉化,從長期看促進經濟發展,實現共同繁榮。

  針對擴大亞洲區域基礎設施融資能力,早有各種動議,包括東盟基礎設施債券基金、東盟基礎設施開發銀行、東盟基礎設施融資機制、東北亞發展銀行、亞洲基礎設施融資動議、亞太經濟合作基礎設施投資動議,以及東亞基礎設施投資基金等等。然而,這些動議都僅僅是紙上談兵,但在另一方面也表明亞洲區域對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的渴求程度。亞投行的成立可以説恰逢其時。

  當前,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出現嚴重分化,新興市場國家增速放緩。在這樣的背景下,亞投行成立有助於通過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動力。長期以來,基礎設施投資匱乏已成為部分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而亞洲欠發達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更是受困于投資不足。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能提供的資金有限,亞投行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基礎設施投資缺口。

  同時,國際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全球金融治理存在的問題。在過去幾十年間,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總規模與發達市場差距不斷縮小,經濟增長也高於全球平均增長速度,其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不斷上升。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而全球金融治理體系卻基本上延續了二戰後的安排,由發達國家主導。與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一樣,成立亞投行反映了新興市場國家要求提高話語權、改善全球金融治理結構的訴求。由於發達國家國內政治紛爭,全球金融治理體系改革遲緩,這更強化了新興市場國家採取自主行動的意願。

  具體來説,在現有多邊機構中,中國相對被低估的地位使得中國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例如創建於1966年的亞洲開發銀行,在其67個成員國中有48個國家來自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而日本和美國目前是最大的股東,分別持股15.7%和15.6%,中國持股僅為5.5%。

  在現有全球金融機構主要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背景下,更多體現新興市場國家意志的亞投行是一種新型的南北金融合作形式,從全球金融治理角度看,亞投行的建立是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一項制度創新。

  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大致可以分為兩組。第一組國家是主要的資金提供者,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中國希望通過建立亞投行,加大對有需要的成員國家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力度,擴大在這些國家的經濟參與度和影響力。第二組國家是希望獲得資助者,它們期待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經濟發展。可以預見,亞投行將提供比其他銀行或貸方更優惠的條件。亞投行的一大特點是實現真正的互利互惠—不論是投資方還是借貸方,都將從中獲得利好。

  通常看來,為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融資是國家發展最困難的任務之一。因為這不僅需要大量資金,而且投資回報不會在短期內實現。當前世界經濟形勢十分複雜,大多數銀行為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融資的可能性非常有限。亞投行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意義非比尋常。

  上海證券報:隨著英國積極加盟,今天的西方七國集團過半成員紛紛“搶籌”亞投行。您認為其中的緣由是什麼?

  高海紅:亞投行在發展初期有一項突出優勢,即它的最主要推動者是當前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的中國。由中國牽頭組建這樣一個國際性金融機構,不僅有中國經濟實力的保障,也讓中國能夠在全球舞臺扮演重要角色、承擔大國的責任。中國擁有豐富的基礎設施投資經驗,有充足的資金來源,這無疑使亞投行有能力成為一個極具影響力的新型多邊金融機構。

  同時,亞投行與2013年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有著直接的聯繫。亞投行將成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主要融資工具之一,並將發揮重要作用。

  中國在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可以與其他成員國分享發展經驗,讓本地區國家獲益。亞投行與“一帶一路”息息相關,相輔相成。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必須以更加完善的交通基礎設施為前提。交通基礎設施互通互聯,“一帶一路”顯現出前所未有商機。

  因此,籌建亞投行對於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域內域外國家都是共贏的選擇。對亞洲發展中國家來説,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是當前的迫切需求。然而,現有國際金融公共産品供給嚴重不足,無法滿足亞洲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融資領域的巨大需求。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估計,從2010年到2020年亞洲區域對基礎設施投資的潛在需求達5.5萬億美元,而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加總能夠為亞洲區域所提供的資金每年只有70億美元。在此背景下,中國願意用自身資金積蓄的力量以補全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短板,做的是利於亞洲經濟發展的好事。而多個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對亞投行投信任票,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們看好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商機,看好亞洲經濟發展的廣闊前景。

  當然,很多歐洲國家希望實現對外投資多元化。申請加入由中國倡議設立的亞投行,顯示出其對中國經濟的信心。隨著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很多歐洲國家不想錯過分享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紅利的機遇。作為亞投行主要出資國,中國將分享發展經驗,帶動整個區域發展與振興。

  此外,發達國家參與亞投行也出於稀釋“中國特色”的目的。針對新機構在透明度、規則標準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疑慮,發達國家也希望通過參與其中從“內部”進行改善。美國彼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前所長博格斯坦直言不諱地稱,那種認為從外部對亞投行以及中國施加影響遠比從內部發揮作用來的大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

  共建一個公平、高效的新型多邊金融機構

  上海證券報:亞投行自籌建以來展示出包容性,並承諾將以高效為原則。對此您怎麼看?

  高海紅:亞投行的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目標為500億美元左右,實繳資本為認繳資本的20%。其定位是政府間性質的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是平等、包容、高效的基礎設施投融資平臺。因此,除了平等、包容外,高效也是其重要的特徵之一。

  根據籌建亞投行備忘錄,各意向創始成員國同意以國內生産總值衡量的經濟權重作為各國股份分配的基礎。中國作為主要出資國,將在亞投行的治理構架中發揮重要作用,這符合權利、義務對等的原則。

  中國在國內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這對亞投行的運作將起到積極作用。但是,這並不等於中國將在新的機構中完全照搬這些經驗。作為一個多邊的金融機構,將會代表各個成員國的利益,借鑒現有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的成功經驗,並有所創新。

  亞投行的籌建磋商,原本是按照“先域內、後域外”的原則和步驟進行的。目前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的意向創始成員國已經擴展到亞洲區域之外,這充分體現了亞投行的開放和包容性。這一開放和包容性是中國對一些發達國家疑慮的回應,因為一些國家擔心這樣一個由中國主導的新型多邊金融機構的治理規制是否符合西方的標準。

  從全球金融治理實踐看,並沒有一個一致認可、固定的最佳模式。亞洲開發銀行行長中尾武彥明確表示,對於運轉近50年的亞開行來説也需要根據形勢變化不斷進行改革。更多的西方國家參與亞投行將有助於成員國在制度約束下通力合作,在借鑒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根據自身需要進行必要的創新,共建一個公平、高效的新型多邊金融機構。

  上海證券報:您如何看待亞投行、亞行、世行之間的異同?

  高海紅:與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相似,亞投行宗旨是促進經濟發展與經濟合作。從功能上講,它專注于基礎設施投資,致力於地區互聯互通建設,是對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的積極補充。此外,作為新生機構,亞投行將積極學習已有多邊機構的成功經驗,在治理、運作和人才等方面有所借鑒,這將體現出亞投行與現有機構之間的合作姿態。

  從治理結構看,亞投行擬訂中的決策機制將採用達成一致的方式,而不是以投票權來決定。在股權結構上,為了保證亞投行能夠如期運作,中國最高出資額為股本金的50%,這一比例只是一個最高限,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長金立群承諾,隨著更多國家參與,中國將會單方面地稀釋自己的股份。這體現了中國在新機構中尋求的平等原則。外媒對此的解釋是為吸引美國忠實的盟友歐洲各國的加入,中國主動提出放棄在亞投行的一票否決權。這跟美國牢牢掌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否決權大不相同,這也顯示出亞投行所特有的改革和創新內涵,也顯示出中國的大國包容情懷。

  按照金融機構的規律辦事

  上海證券報:面對亞投行建設的旺盛蓬勃之勢,西方輿論多將其置於中美戰略競爭的視角下考察,將亞投行視作中國改寫世界秩序的最新案例。有人甚至認為亞投行是中國一家的“後花園”,是地緣政治的工具。對此您如何看?

  高海紅:亞投行是一個多邊機制,秉持的是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它按照金融機構的規律辦事,不是地緣政治的工具,更不能用零和思維去看待。

  亞投行是一個標準的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與以利潤最大化為首要目標的商業銀行不同的是,多邊開發金融機構主要功能是為發展融資,同時適當結合盈利目標。

  在融資模式上,亞投行在運轉初期將以成員國股本作為種子資金,定向投資于優先考慮的重要基礎設施項目。如果進展順利,在稍後階段可以通過發行債券籌措資金,以獲得更多的資金來源,用以滿足成員國不斷增長的融資需求。在這一階段,若能建立良好信譽,爭取較高評級,將有助於降低亞投行的融資成本,籌措到更多的資金。亞投行未來理想的融資模式,將是“公私”結合的方式,既包括官方資金,也包括以盈利為驅動的私人、主權財富基金以及多邊金融機構等的投資者。

  從投資區域看,籌建中的亞投行在營運初期將重點在亞洲地區,主要針對基礎設施嚴重匱乏的次區域和國家。但亞投行投資覆蓋的區域應該不僅限于亞洲,其地域的延展性有別於僅將亞洲作為投資區域的亞洲開發銀行。

  亞投行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與現存的、具有類似功能的國際和區域性機構形成競爭、合作關係。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競爭是良性的。它與世界銀行、各主要區域性開發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金融機構相比,具有特定的職能定位。比如世界銀行和區域性開發銀行同時關注減貧問題,而亞投行將更注重開發性融資問題。

  在理念、治理機制和融資政策方面,亞投行也有明確的定位。在理念構建上,亞投行所支援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手段,其最終目的是以發展、平等和包容促進人類共同的繁榮。

  在治理機制方面,按照初始的設想,亞投行不設來自加盟各國的常駐理事,決策也將以一致同意方式,這樣設計的目的是簡化繁瑣的決策過程,從而提高決策效率。當然,也正是因為這一決策機制設計,招致日本等國針對整個決策過程透明度的質疑。如果運轉有效,應該是中國改善多邊金融機構在治理方式的一個貢獻。

  在融資政策方面,亞投行也將借鑒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經驗,關注投資項目對投資地區的環境和人文社會等方面影響,確立規範的標準,同時考慮成員國的具體特徵,制定適合實際需要的融資條件。比如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水準從整體而言處於發展階段,而中國又是發展中的大國,這會使亞投行需要具有自身的靈活性。亞投行若能在高標準與靈活性之間適度結合,將是多邊發展融資政策新的實踐,這對其他多邊金融機構也將提供參考和借鑒。

  建立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新成立的金磚開發銀行之間的合作關係,這對亞投行未來的發展壯大至關重要。沒有其他國際和區域的金融機構的支援,亞投行的發展空間也將受到極大的制約。

  亞投行的建立是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里程碑。這不僅是對中國發揮全球角色、承擔大國責任的一次測試,也是對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接納新興金融力量的一次測試。亞投行未來的動態發展,將使中國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當中,這對中國國內的經濟改革和開放有促進作用;同時,亞投行的成功運轉也將改變全球金融治理格局,這對國際金融體系變革也是一個正向的推動力量。

  總之,亞投行作為一個平等、包容、高效以及充分體現新興市場國家意志的新型多邊金融機構,反映了中國的訴求,符合成員國的利益,有助於全球金融治理結構的改善,更惠及世界經濟長期可持續的發展。借助融資平臺,中國也將增進與其他國家的政治互信,利於世界和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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