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兼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東北大學等多家所高等院校的特聘教授。

　　多年致力於經濟轉軌理論與實踐研究，圍繞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重大經濟、社會問題，在政府轉型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進行深入研究。在上述研究領域，共出版中英文專著四十余本，公開發表學術論文八百餘篇，主筆或主持研究形成研究報告七十余本，提交了大量政策建議報告，在決策和實踐層面産生了積極影響。

　　服務業市場壟斷待破除

　　中國證券報：當前市場化改革最需要關注哪些層面的問題？

　　遲福林：對於市場化，應關注以下幾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反壟斷，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行業，只有打破壟斷，市場化改革才有可能取得實質性進展。二是服務業開放。我國正處在由工業大國向服務業大國轉型的關鍵時期。在未來的六年裏，能不能夠儘快形成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結構，不僅決定中國能不能化解短期的經濟風險和經濟運作中的各種突出矛盾，而且對中長期經濟新常態或可持續發展有著決定性影響。三是建設法治政府。今天推進市場經濟建設，要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梢運擔這是對中國未來經濟體制改革、經濟轉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三個基本性問題�

　　中國證券報：如何理解在市場化改革中，關鍵是服務業市場的開放？

　　遲福林：服務業的發展，關鍵在於市場開放。服務業市場開放有三個目標很重要：一是要使社會資本成為服務業發展的主體。發展服務業和發展重化工業不一樣，它需要中小企業成為市場的主體，關鍵在於激活社會資本。

　　二是要破除壟斷。教育、醫療、健康、養老等服務需求最為迫切，事關民生的改善。但現實是，我國製造業、工業的市場開放程度很大，服務貿易的市場開放還遠遠不夠。民營資本進入教育、醫療還面臨限制，平等競爭的格局遠未形成，社會資本還沒有成為服務業發展的主體，服務業市場公平競爭、平等競爭的基本格局尚未形成。

　　三是服務貿易要成為對外開放的重點。我國服務貿易佔貿易總量的比重僅為12.3%，不僅低於發達國家，也低於其他四個金磚國家的服務貿易比重，我國服務貿易開放對於服務業的帶動作用還比較小。爭取到2020年服務貿易佔比達到20%。

　　這三點要成為服務業市場開放著力解決的突出問題。

　　中國證券報：近年來政府陸續出臺了發展服務業的相關政策，對此怎麼看？

　　遲福林：最近一年多來，政府陸續出臺了一些措施，例如9月12日，國家發改委等十個部委出臺了關於發展服務業的相關規定，鼓勵社會資本進入教育、醫療等行業；海南等部分地方政府也出臺了關於鼓勵社會資本優先進入健康服務業的相關政策，這是一個進步。

　　但目前服務業開放還面臨很多問題：一是服務業市場行政壟斷的格局尚未破除；二是社會資本進入服務行業還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大環境尚未全面形成；三是服務貿易對外開放程度還比較低；四是服務業發展還存在著制度結構的矛盾；五是發展理念尚未有根本性轉變。從國際看，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重要變化，對外開放已經從一般的製造業領域開始轉到服務貿易領域；從國內看，居民的服務需求全面快速增長。內外環境變化要求政府要作為公共服務的主體，這就需要發展理念的轉變，要切合服務業發展的大趨勢。

　　中國證券報：服務業市場開放涉及服務定價的問題，怎麼看價格體制的改革？

　　遲福林：提及價格體制改革，不能就價格談價格。

　　首先，目前水電氣價格改革正在逐步放開，但要素價格市場化還遠遠不夠。在價格放開的同時需要有相應的措施，比如對於低收入者要有相應的補貼。我認為價格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與形成服務業市場開放相適應的價格體系，即如何確定服務市場定價問題。其次，價格放開就是要形成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第三，最重要的是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就可能大大減少服務成本，提高服務品質，並促進服務業的多元化發展。

　　大力發展中小金融機構

　　中國證券報：提及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重要性，對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有何建議？

　　遲福林：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是這兩年政府轉型中的亮點，雖有進步，但還很不夠。一是購買服務的領域還比較窄。二是購買公共服務前提是市場主體是平等的，如果還都是事業機構承擔著，還是行政壟斷，這種購買公共服務很難做到促進公平競爭，這一套微觀機制需要再造。三是政府購買公共服務需要規範化、公開化，要受到社會監督。這樣才能保證服務價格是在市場公平競爭基礎上形成的。

　　中國證券報：當前政府對自身機構改革力度較大，並提出需進一步簡政放權，如何理解政府權力分配方面的這種轉變？

　　遲福林：我把它概括為六個字：放權、分權、限權。

　　第一步要解決的是放權的問題，屬於市場的回歸市場，屬於社會的回歸社會。簡政放權仍然是當前政府改革的主線，現在放權到了關鍵時候。

　　第二步是分權。中央提出行政範圍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現在有些專業部委還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決策部門，主要精力仍然放在管理資産及其下屬單位上。下一步，在分權基礎上，要對行政權力結構進行改造，要按照中央提出的行政範圍內的三權分設來推進。只有這樣，才能深化政府轉型改革，建立與市場經濟更相適應、更有效率的行政系統，並有利於加強法治政府建設。

　　第三步是限權。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把權力約束權力、法律限定權力和社會監督權力結合起來，這樣才能找到限權的有效路子。

　　中國證券報：包括上海自貿區、深圳前海在內的各地改革亮點頗多，怎麼看待這一局面？

　　遲福林：中國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結合，改革從來都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現在強調頂層設計的同時，必須強調地方的試點、地方的創新對於改革的促進作用。比如上海自貿區的實踐經驗，其“負面清單”管理起到很好示範，可複製推廣至其他區域，期待上海自貿區在服務業開放領域上有新的探索。

　　在市場開放方面，金融是一個重要領域。目前金融壟斷的格局並沒有完全破除，大中企業、國有企業佔有大量信貸資源。從這個現狀出發，金融改革突破，首要的是社會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最關鍵是要發展中小金融機構。現在這方面步子太慢，顧慮太多，遠不適應中國服務業開放和中小企業發展的需求。從數據上看，發達國家每千人擁有的企業數量為45家，發展中國家平均是25家，中國只有9家，遠低於世界平均水準。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金融在支援中小企業發展上遠不到位。

　　中國證券報：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對於實體經濟有多大意義？

　　遲福林：第一，發展中小金融機構，應適用於改革企業結構、搞活實體經濟，有助於解決實體經濟面臨的融資難，也有利於各種小微企業的創新創業。目前金融在這方面重視不夠。我們看到，目前網際網路金融的創新業態興起，正是由於中小金融機構發展嚴重滯後，凸顯了中小企業龐大的金融需求。所以金融市場化，要把重點放在發展中小金融機構上。

　　第二，發展中小金融機構的目的是和服務業開放相適應。服務業主體是中小企業。過去強調發展大中型金融機構，是與做大經濟體量、發展重化工業的發展目標相適應；現在發展服務業，重要的是發展中小企業。如果不發展消費性金融，不發展面向中小企業、面向服務業的金融，金融的作用就會受到制約，高利貸等民間借貸風險就會暴露出來。

　　利益格局面臨深刻調整

　　中國證券報：如何理解中國處於“二次轉型”時代這個概念？

　　遲福林：中國現在正進入又一次大轉型時代：第一次轉型是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做大了經濟總量，使我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第二次轉型就是當前從經濟體制改革過渡到全面改革，目的是從中等收入國家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避開“中等收入陷阱”。

　　具體來看，從經濟體制改革過渡到全面改革，反映了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政府轉型等全面轉型的大趨勢。在我看來，第二次轉型比第一次轉型涉及的面更廣、更深刻，而且對於中國未來的三十年更有決定性影響。

　　在第二次大轉型中，關鍵是要在2020年之前的六年裏走向服務業大國，使服務業在整個經濟結構當中能達到55%以上，而且對經濟增長貢獻能夠達到50%以上，吸納就業率也能達到45%-50%，初步形成服務業大國的格局；然後再用10-20年時間，從服務業大國走向服務業強國。

　　中國證券報：在這樣一個大轉型時代，應該如何判斷趨勢，抓住機遇？

　　遲福林：首先要看到大趨勢，時代背景正在發生變化。中國正在走向服務業大國，我們也在逐步進入消費新時代，未來大趨勢下需要抓住機遇，推進相關的轉型改革。我認為，“十三五”改革的總思路就是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轉型為目標，以服務業的市場開放為重點，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為主線。這樣才能適應大轉型時代全面改革的總體需求。

　　這一階段的改革有三個重要特點：一是增長轉型改革高度融合。過去由政府主導的投資增長方式難以為繼，會造成新的産能過剩並積累更大風險，需要轉變。二是利益關係的調整更具深刻性。比如服務業的發展涉及到人和人之間、行業和行業之間的資源配置和政府角色轉換。三是改革的時間、空間約束十分強。如果轉型成功，在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的基礎上，服務業開放有一個新的格局，就可以為未來十年、二十年的經濟新常態、公平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如果處理不好，中國可能就會陷入更大的經濟風險甚至社會風險之中。

　　因此，2020年是經濟轉型的歷史節點，標誌就是能不能初步從工業大國走向服務業大國。能否成功的關鍵則在於，適應這個大趨勢推進全面轉型和改革。

　　中國證券報：能否這樣理解，如果沒有做好理念上的轉變和全面的開放，改革就會面臨非常大的挑戰？

　　遲福林：沒錯，改革一定要認清大趨勢，中國已經走過了做大經濟總量、政府主導增長方式的階段。由於國際國內條件的深刻變化，中國已經進入消費主導和人口城鎮化的新時代，國民需求從物質需求轉向服務需求，工業轉型升級對生産性服務業要求也越來越高。只有認清趨勢，才能因勢利導，順勢而為。

　　這勢必涉及改革和轉型，涉及更深刻的制度結構和利益結構的調整。大趨勢的轉變必然要求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理念需要變革，因此我們倡導服務型和法治型政府，重視中小企業。如果理念上沒有轉變，我們就可能錯失發展機遇而陷入被動。

　　中國證券報：大家都在説改革已進入攻堅階段，所謂“攻堅”體現在什麼方面？如何攻堅？

　　遲福林：我們的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治理轉型一定要適應改革開放36年後全社會需求結構變化的大趨勢，這樣不僅能將13億人的消費需求釋放出來，而且能夠解決我們今天面臨的很多問題。中國改革正處在一個歷史的拐點，通過改革的歷史性突破，中國就能站在一個歷史的新起點。到了今天，所有的改革都面臨固有利益關係格局的掣肘，改革的深刻性、複雜性比以往要大得多。要釋放改革紅利，最大的問題是改革能不能打破利益關係，政府能不能對自己動刀子，從而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目前到了經濟轉型的關鍵點，不能再拖延下去，否則改革很難推進。

　　在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方利益比較突出的情況下，迫切需要頂層推動，要有高層次的統籌協調。在涉及利益調整和權力結構調整時，統籌考慮利益關係調整，拿出具體辦法，這一點特別重要。行政體制改革表面上是機構和人員數量的增減，實質上是權力格局的重新調整。凡是涉及權力和利益調整的改革都是最難的。

　　“一帶一路”引領區域一體化

　　中國證券報：近期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珠西經濟帶等區域協同發展的戰略規劃，如何看待經濟帶規劃出臺的意義和效果？

　　遲福林：區域一體化是大勢所趨，中國需要加強和周邊國家聯繫，加強對外開放。我認為，區域一體化真正的戰略是“一帶一路”。在這個背景下，每個區域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樣的，發揮各自區域的優勢特點有利於“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比如海南島就應該成為南海合作基地，率先建立“島嶼-海洋經濟體”；西北可能會成為絲綢經濟帶。此前我去甘肅調研區域經濟發展，建議可以在兩方面重點發展：一是礦産資源下的自由貿易進程，因為甘肅礦産資源做得很好，礦産資源的加工貿易可以帶動當地經濟發展；二是繼續以敦煌為重點的國際化旅遊産業。當然，區域一體化最重要的還是開放，過去作為開放末梢的城市，現在應該成為開放的前沿。例如，雲南成為開放的前沿，不僅有利於雲南在區域經濟中獲取新的增長動力，而且也有利中國實施服務貿易，推進區域一體化進程。從而在更大範圍的區域一體化中，使中國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中國證券報：當下區域經濟的一體化需注意哪些問題？

　　遲福林：首先，一定要從各個區域的特點出發，確立它們在“一帶一路”中的角色；其次，要更注重服務貿易的開放，服務貿易的開放可能成為新時期“一帶一路”主要的推動力。服務貿易市場的開放既是我國轉型升級的需求，更是中國市場連接區域市場、連接全球市場的一個新亮點。第三，由於各個區域特點不同，在支援不同區域對外開放方面應該採取更大膽的措施，強化區域在客流、物流、資金流的互連互通。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應該有自信在開放的步子上邁得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