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新一版出版座談會現場，右起張軍、史正富、周其仁、陳昕、周八駿、林毅夫、蔡昉、李周、華生。

　　2008年中國的每人平均收入水準是美國的21%，在同一水準日本實現了1951年到1971年20年間每年9.2%的增長；新加坡從1967年到1987年，20年間平均每年8.6%的增長；中國台灣從1975年到1995年，20年間每年8.3%的增長；南韓從1977年到1997年，20年間平均每年7.6%的增長，這些東亞經濟體利用後發優勢，在每人平均收入平和美國比較只有21%的時候實現了20年7.6%到9.2%的增長速度。

　　它們既然能夠實現，對我們來説也就是有這個可能，從2008年開始，中國應該有20年8%增長的潛力。

　　實現8%經濟增長的條件

　　有了這樣的增長潛力，未來幾年實際上的增長目標怎麼訂比較好？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對外出口、外需這部分，很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會增長的比較緩慢。發達國家要進行結構性改革，恢復到2008年危機發生前的正常經濟增長狀況，可能會比較難，這是因為過去一般金融危機只在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發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應對政策建議和措施是：進行結構性改革，貨幣貶值，和短期援助。結構性改革要求減少福利、減少開支，金融去杠桿，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會減少投資減少消費，經濟增長會放緩，失業會增加。於是就靠貨幣貶值，增加出口，增加就業來對衝。

　　貶值政策生效需要一段時間，於是就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一筆貸款援助，讓它渡過短期的難關。以貶值來創造結構改革的空間現在不能用，因為發達國家同時發生危機，它們的産品在國際上競爭，誰想用貨幣貶值增加出口給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必然導致競爭性貶值，結果誰都難於用貨幣貶值來增加出口。

　　如果不能進行結構性改革，經濟會長期比較疲軟，失業水準高，收入增長慢，需求增長也就會慢，影響到我們出口的增長。因此，未來我國的經濟增長只能更多地靠內需。

　　我國擴大內需的條件比較好。從投資的角度來説，我國的産業可以利用後發優勢不斷升級，即使現在的産業都産能過剩，産業升級的空間還非常大，好的投資機會多。基礎設施也是同樣的情形，我國這些年基礎設施做得不錯，但大部分是一個城市連接另一個城市的，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還相有許多瓶頸。第三個是環境保護，環境改善也需要投資。還有城市化也需要投資。這些都是有相當好的經濟回報和社會回報的投資領域，這是中國和發達國家最大的差異。

　　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疲軟了，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因為他們的産業已經在世界前沿；基礎設施相對完善，雖然可能老化，但都是有的；環境也是好的，城市化已經完成了，所以經濟一疲軟，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

　　有好的投資機會，還必須要有足夠的資源才能進行投資，這一點我們也是相對好的。各級政府積累的財政赤字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只有40%到50%之間，有人説比較接近50%，但也就是這樣，與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普遍超過100%的情況比，我們的情況好多了。

　　國外的財政赤字通常是用來支援消費的，我們的財政赤字則主要是用來投資的，形成了資産，我們的赤字又都是內債而不是外債，所以，我們財政狀況是比較好的。

　　我國的民間儲蓄也比較高，佔國內生産總值的50%左右。另外，搞投資不僅要國內有資源，還要有外匯進口原材料機器設備、技術等等，我國有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投資資源充足是我們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不一樣的地方。其他發展中國家同樣有好的投資機會，但是在投資的資源上經常受到財政赤字相當高，民間儲蓄低，外匯儲備不足等限制。

　　國內外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需要從投資拉動改變成消費拉動，這個看法我不太贊成。我認為，我國還是必須利用有利條件，以能提高生産力水準的投資為基礎來拉動經濟的增長。投資短期會創造就業和增長，有了就業，消費就會增加。項目建成了以後，生産力的水準提高了，收入增加了，又可以增加投資和消費，這樣才是可持續的。

　　為什麼將目標定在7.0%～7.5%？

　　考慮到上述因素，我前段時間在有些討論會上提出明年和“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增長的合適目標是在7.0%～7.5%之間的主張。之所以定7.0%～7.5%之間，是因為有8%的增長潛力，而且啟動內需的條件又是相對較好，不管是投資的領域還是投資的資源。如果能達到這樣的增長水準，就業問題會得到比較好的解決，也有利於金融安全。

　　李克強總理提到，我國的經濟工作不是一味考慮增長率，我們更關心的是收入增長和就業率。現在就業率看起來是可以的，但是要考慮一點，一般的企業即使短期之間經濟增長放緩，企業的盈利狀況比較差，如果對未來的預期看好，它不會去解雇工人。但在對未來的增長不看好，企業又不盈利的情況之下，那可能就會出現破産，而且一齣現很可能是突然的，一下子失業就會增加得非常快。所以，定7%以上的增長目標對維持就業狀況是有好處的。

　　第二，金融安全的考慮。如果經濟增長速度降得太厲害，很多企業破産可能不僅會突然造成大量的失業，而且，企業大部分的投資是靠銀行的貸款，銀行的呆賬、壞賬也可能會突然間增加非常多。7.0%～7.5%之間的一個中高速的增長速度對穩定就業、穩定金融是有幫助的。

　　7.0%～7.5%的增長速度也比較有利於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兩個翻一番目標的實現。僅就國內生産總值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而言，前幾年增長得比較快，那麼2014～2020年只要6.8%的增長速度就夠了。

　　但是第二個目標是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也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我們的人口增長速度大約是0.5%，所以加起來是7.3%。增長的目標訂在7.0%～7.5%之間，外部經濟比較好的時候，增長速度比較接近7.5%，外部經濟比較差的時候增長比較接近7%，這樣未來六年的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就會接近7.3%，有利於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一番目標的實現。

　　必須解決一些體制機制問題

　　上述僅就有利的投資條件和增長潛力而言，要實現7.0%~7.5%的中高速增長目標也必須解決一些體制、機制問題，尤其是那些可能影響到社會穩定的問題。最主要的是什麼？收入分配問題、腐敗的問題、環境的問題。收入分配不均和腐敗讓中低收入者不滿；環境問題大家都不高興，高收入人群更不高興，這樣造成大家都不高興。

　　環境問題我們必須實事求是，有改善的空間，但是這個問題跟發展階段有關。目前我們還是在製造業為主的階段，和以農業或是服務業為主的階段比，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以及污染的程度都會比較高，高收入國家都經歷過這個階段，我們大概不能夠跳躍過去。

　　當然，現在的技術比過去好，再加上環境執法如果到位的話，環境的問題可以部分緩解。只有進入了高收入、以服務業為主的階段，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降低，解決的資源也比較多，環境問題才能夠根本解決。

　　收入分配和腐敗的問題，20年前出版《中國的奇跡》一書時就已經有所討論。這兩個問題的産生最主要是由於我國的改革是以雙軌漸進的方式進行。為了保護補貼那些違反優勢，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國有大型企業，轉軌過程中在要素市場上保留著很多扭曲。

　　這些扭曲包括：採用以大銀行和股票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實行金融抑制，人為壓低利率；資源稅費實行低價；再加上有些行業的壟斷。那些扭曲保護補貼了一些資本密集型的大型企業，過去都是國有，現在有不少是民營。保護補貼導致的結果一方面惡化了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滋生了尋租、腐敗行為。

　　這些問題怎麼解決？那就是要與時俱進地深化改革。在80年代、90年代以前，這些制度扭曲是為了保護補貼那些違反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很多過去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産業現在已經符合比較優勢了，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已經有了自生能力，過去保護補貼是雪中送炭，現在變成了錦上添花。

　　所以應該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素市場方面的深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把保護補貼的價格扭曲消除掉，這樣就能夠比較好地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決收入分配不均和腐敗問題。

　　要挖掘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除了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市場體系之外，還要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政府發揮有為的作用，這樣才能按照比較優勢去發展，提高經濟的競爭力，同時充分利用後發優勢的潛力。

　　經濟發展本身是一個動態的結構變遷過程，必須對第一個吃螃蟹的先行者，給予風險和外部性的補償，並且必須不斷地完善各種相應的基礎設施，包括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環境，政府必須在這兩方面扮演積極有為的角色。這些正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市場體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場和政府發揮好的作用的要義。

　　現在的改革不比1980-90年代難

　　展望未來，還有很多問題可以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因為時間有限，我就不多闡述。最後，想特別強調一點，固然當前的問題很多，但是反思一下——以我參加中國改革討論二十多年的經驗來看，好像每一年問題都很多。我們解決掉的那些問題，現在看起來好像是比較容易的，總覺得現在的問題比過去難。不過，我個人的感覺是過去二十幾年裏沒有哪一年覺得問題是容易解決的，其實，每一年都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問題解決了，總又出現新的問題。

　　面對新的問題，我們還是必須以解放思想事實求是的態度去了解産生的真正原因是什麼，解決這些問題的有利條件是什麼，現在不能克服的困難是什麼。挖掘有利的條件推動經濟的增長，經濟發展了以後可以創造條件來解決原來解決不了的問題。

　　以國有企業的改革為例，在80年代、90年代我們如果不是用漸進雙軌的方式，那導致的結果一定是蘇聯東歐的情形，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且，那些大型企業對國防安全來講不能沒有。

　　今天俄羅斯為什麼在烏克蘭問題上敢跟歐洲、美國叫板，就是它有那些國防産業，那些國防産業過去是國有的，現在是八大壟斷集團擁有的。俄羅斯給那八大壟斷集團的保護和補貼，根據各种經驗研究的發現是比原來還多的，效率實際上是更差的。

　　我國的國有有企業當然也要改革，但是，要搞清楚對國有企業的那些保護補貼的原因是什麼。很多人認為它是國有，但是從《中國的奇跡》一書的分析可以看到，過去國有企業主要的問題是有政策性負擔，包括戰略性負擔和社會性負擔，如果不消除這兩個負擔，國有時沒效率，就是民營了也同樣會沒效率。而且有了政策性負擔，就會有政策性補貼，有政策性補貼的狀況之下，實際上民營時的尋租積極性可能高於國有時的積極性。

　　現在的狀況變了，許多資本密集型産業已經從違背我國的比較優勢變成符合我國的比較優勢，大型企業從沒有自生能力，變成有自生能力，政策性負擔沒有了，政策性補貼也可以消除掉。

　　所以，現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來應該不會比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難，要怎樣進行？還是應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針對問題解決問題，而不是簡單地用一些現有的理論框架來套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