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新一版出版座談會現場，右起張軍、史正富、周其仁、陳昕、周八駿、林毅夫、蔡昉、李周、華生。

　　【國家統計局21日公佈的數據顯示，三季度增長進一步放緩至7.3%，從2010年一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增速不斷放緩。世界銀行集團的常務副行長英卓華則為中國開出了“消費”藥方。一向樂觀的林毅夫還堅持他的20年8%增長潛力的預測嗎？為什麼上月林毅夫建議將經濟增長目標下調至7%-7.5%？在近日的上海滴水湖會議上，林毅夫就這些熱點經濟問題做了詳細解答。

　　10月11日的滴水湖會議是世紀出版集團，專門為林毅夫、蔡昉、李週三人20年前的著作《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召開的新一版出版座談會。華生、張軍、史正富、周其仁、韋森、黃益平、潘英麗等數十位知名經濟學家出席，評議《中國的奇跡》的成就與不足，並就中國經濟減速，以及中國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等熱點議題展開討論。】

　　中國從2010年第一季度以來的連續十八個季度的增長減速，這是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第一次碰到的情形，持續長達四年多的增長減速是不曾有過的。

　　在這種狀況下，大家對中國發展的前景有很多憂慮。尤其在國外有一派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減速是由於中國經濟體制內部的結構性原因造成的，那些內因要解決起來相當不容易，因為涉及到結構性改革，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很難推行。

　　按照這種判斷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會繼續下滑，導致的結果可能會使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積累下來的矛盾總爆發，從而認為中國經濟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當然這是比較極端的，但對中國的前景非常憂慮的人還是不少。

　　中國常講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持續的經濟增速的下滑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增速下滑是體制落後造成的？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拿發達國家的標準來看，一定有體制的落後性。中國還是一個轉型中國家，必然也有體制的扭曲性，這兩點都不能不承認。從標準的理論來看，體制的落後性和制度的扭曲性也必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但是重要的問題是從2010年第一季度以來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是不是真的就是這些體制機制的內因造成的？如果真是內因造成的，改起來很難，可能會像悲觀論者認為的，崩潰難於避免。

　　如果不是內因，即使能改，要不是對症下藥，忽視了問題的真正原因，採取的措施對解決造成經濟下滑的原因沒幫助，還可能惡化了經濟速度的下滑。所以，雖然這個問題已經有不少討論，還是有必要正本清源把它弄清楚。

　　我前面談到，我並不否認中國作為一個轉型經濟和發展中經濟，其體制機制必然存在許多需要改進的問題。但我個人認為，從2010年第一季度以來的增長速度下滑，更多的是由於外部性的、週期性的原因造成。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全球經濟展望》

　　最明顯的理由是：我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10.4%，2011年9.3%，2012年7.7%，2013年7.7%，同一個時間裏，印度呢？2010年10.1%，2011年7.1%，2012年變成5.3%，2013年只剩下4.9%，和我們一樣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厲害，總不能説因為中國的體制機制問題造成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連帶把印度也往下拉？

　　再來看，同樣是金磚四國之一的巴西，2010年是7.5%的增長速度，2011年接近崩盤了，2.7%。2012年完全崩盤，只有0.9%的增長，2013年才恢復到2.2%。增長的態勢和我們一樣，下滑的幅度也比我們嚴重，同樣不能説因為我們的體制機製造成中國下滑，把巴西往下拉得更厲害。

　　新興市場經濟體有這樣、那樣的體制、機制問題，一些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像南韓，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6.3%，2011年3.7%，2012年只有2%的增長，2013年恢復一點，不過是2.8%。既然是高收入經濟體，照理説存在的體制機制問題非常少，但是表現情形跟我們完全一樣，下滑的幅度也比我們厲害。

　　新加坡，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是現在亞洲地區唯一的每人平均收入超過美國的國家，也是二戰之後，少數幾個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並超過美國的國家之一。它在2010年增長速度是14.8%，2011年是5.0%，2012年是崩盤，1.3%。2013年恢復到3.7%。從這些高表現經濟體來看，它的發展態勢和我們一樣，而且下降幅度比我們厲害。

　　全球經濟下滑是共同外因

　　唯一能夠真正解釋這些國家2010年以後的增長表現的，一定是有共同的外因。只要我們冷靜思考，也不難理解。

　　原因正在於，發達國家自2008年的國際經濟危機發生之後，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復蘇，美國是這樣，歐洲更是這樣，日本則從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後一直很疲軟，2012年實行了安倍經濟學，但實際上到現在已經是強弩之末，實體經濟的增長也沒有恢復過來。這些高收入經濟體的經濟總量佔世界GDP將近50%。前面提到的這些中等發達國家、高表現國家，出口都相當重要，以致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出口這一駕跑慢了。

　　第二駕馬車是投資，所有的國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後，都採用了積極的財政擴張政策去支援投資。那些項目經過四五年，普遍建成了。如果沒有新的項目進來，外部環境又不好，投資增長率一定下滑，第二駕馬車也跑慢了。

　　第三駕馬車是消費，中國的消費在所有國家中還是最強勁的，所以我們維持了7%以上的增長速度，表現得比它們要好。它們的消費增長都比我們慢，所以下滑得比我們多。

　　為什麼我堅持20年8%的增長潛力？

　　既然增長減速是外因引起的，我們怎麼應對？這涉及對未來增長潛力的判斷，以及未來經濟增長的目標和實際可動員的條件而定。

　　潛在增長力，我們早上談了一些，為什麼對潛在增長力的普遍看法比我的看法要低了不少？主要的悲觀論點是中國連續35年9.8%的增長，在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其他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包括東亞奇跡那些，通常是20年以後，經濟增長速度都降到7%以下，認為我國已經高速增長35年了，不可能不掉到7%以下。

　　另外一種看法，認為從二戰以後的歷史經驗，如果一個國家的每人平均收入按照1990年的購買力平價計算，達到1.1萬美元以後，經濟增長速度都降下來，德國、日本、亞洲四小龍都這樣，我國也不會例外。

　　我不同意上述觀點，理由上午已經談了一些，主要是經濟要持續增長，一定是靠技術不斷創新、産業不斷升級、勞動生産力不斷提高。發達國家的産業技術都在世界最前沿，技術創新、産業升級都必須靠自己發明，怎麼發明？發明的投入非常大，風險非常高，所以，100多年來發達國家每人平均收入維持2%的增長，加上人口增長，不到一個百分點，經濟大約維持3%的增長。

　　發展中國家有技術借鑒、引進、模倣、整合的可能性，所以在技術創新産業升級方面的成本和風險小多了。從一些表現好的國家來看，依賴後發優勢經濟增長可以達到7%，甚至更高。我們的潛力用了35年了，後發優勢還有多大？後發優勢還有多大不在於已經用了35年，也不在於絕對的收入水準，實際要看的是和發達國家的産業、技術的差距有多大。

　　怎樣衡量一個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産業技術差距，我個人用一個不是很準確，但可以説是一個相對比較好的指標，就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每人平均收入水準。

　　我們知道每人平均收入水準，反映的是每人平均勞動生産率水準，每人平均勞動生産率水準反映的是平均的技術和平均的産業水準。每人平均收入水準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實際上反映了勞動生産率跟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也就是平均技術、産業和發達國家的差距。這個差距越大，後發優勢的潛力越大。

　　也就是基於這一個原因，我不同意用絕對收入水準來衡量增長潛力。同樣是按照1990年的購買力平價計算的1.1萬美元，德國是在1967、1968年達到的，那時候德國的每人平均收入已經是美國的65%；日本是1971年達到的，當時的每人平均收入是美國的60%；南韓、中國台灣等，是在90年代中達到的，當時的每人平均收入達到美國的50%左右。

　　但是我們現在的每人平均收入水準，按照2008年的最新數字，只有美國的21%，即使我們達到1.1萬美元時也達不到美國的30%。同樣的絕對收入水準，我們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和前面講的高速增長的國家比要大多了，這就代表我們的後發優勢大多了。